2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今年两会上，加快转型步伐将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我国提出发展转型已有若干年，但成效一直不尽如人意，原因在哪儿呢？在于政府问责制执行不力，发展规划约束力不强，考核指标不适应产业政策，法治环境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同时，也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这种状况，让我们错失了许多提升发展内涵的机会，也导致国民经济在高耗、低效、多排和粗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定下神来认真审视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情况已经非常不容乐观。我们的第二产业发展已近饱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小；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偏低，服务业人口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甚至比100多年前的英美还要低；许多地方的矿产资源已经耗尽，正面临如何重新谋划发展出路的窘境；全国七大水系已有五个受到严重污染，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废气排放、垃圾污染与日俱增；单位G D P能耗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甚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猖獗，欧美市场需求日益萎缩，单纯依靠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这些问题，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许多经济体两头在外的生存模式不得不转为眼睛向内求发展的背景下，愈加显得突出和棘手。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是许多久治不愈的矛盾。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查中就发现，从产品结构上看，各地的产能过剩与供给短缺同时存在；从组织结构上看，行业垄断与过度竞争同时存在；从空间布局上看，梯度转移与同质发展同时存在；从传统产业上看，规模扩张与要素制约同时存在；从新兴产业上看，单兵作战与重复建设同时存在。特别是从投资结构上看，财政投入“如火如荼”与民间资本“冷眼相看”并存，隐含增长缺乏后劲、创新缺乏基础的威胁。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中央为什么要痛下决心，强调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在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我们在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之间所作的一种理智权衡与果断抉择。这是一个大国政府的痛定思痛，是一个执政党为实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而采取的果断措施，也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地位日益彰显的经济体为实现自己百年梦想而做出的坚毅转身。
从世界各国发展史上不难看出，许多国家的转型是被动的、是被科技发展和新产业“逼”出来的，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下，伴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和失业猛增的痛苦，才能完成转型。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快车道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还在被广泛赞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动提出加快转型，是需要勇气和前瞻眼光的。尽管这种转身免不了会降低速度，减小G D P规模，牺牲“政绩”，也免不了会遇到瓶颈，造成误解，甚至会招致新矛盾的产生。但是，这种转型最终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合理健康，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共进，符合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所必需。从这一点上说，暂时的牺牲是值得的“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进两步。因而，我们要对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必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也要积极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