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过，各种有关缺工的新闻又见诸报端。不管怎样，能够在一年时间里一下子从担忧大量农民工返乡，转变成全国各地普遍缺工，中国的经济复苏政策是成功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不要轻言劳工短缺。
不是说企业缺工的基本情况纯属误传，关键问题是，我们要明白，中国出现的缺工是在城镇常住人口仅占全部人口47%的情况下出现的。有位自称“我是最底层的一位农民我最有发言权”的读者在我的博客留言，谈土地与建设新农村的冲突，他说，“真正富裕的农民不多，真正有技术有本事的农民不多，大部分都靠出苦力挣点血汗钱。现在的农民都是一边种地一边打工才富裕一点……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啊，那是青春饭啊，年龄一大谁也不敢要了，也没法打工了，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怎么办啊？”我问，“如果同样是提要求，是应该提要保留半亩地，还是要求给进城有工作的人户籍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位读者说，“如果你能保证每个厂矿企业都让打工的农民社会保障、养老保险、退休金都有的话，可以让他们进军城里户口，这是最好的事情，我更喜欢。”
有多少农民工抱着类似的想法，媒体不妨做个调查。在2007年《解放日报》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中，“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有28.55%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务工条件艰苦，但近七成的受访者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但是，直到今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事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相反，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所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提升，如果制造业不提高工资，城市政府不给予农民工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那么，进城打工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所以，谈中国的劳工短缺，要先把制度的问题讲清楚，不要简单地把劳工短缺直接归因到计划生育政策。接下来要做的事，首先是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融合。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小就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里长大的新生代来说，融入城市的问题更是紧迫。中国要缓解劳工短缺就先从城市化和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做起，要让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定居下来！
要知道，如果不是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农民数量不减少，农业的“平均工资”不提高，节约劳动力的农业规模经营、产业升级和新技术的采用就不可能被市场所认可，除非搞计划经济。这样一来，农民的收入就无法提高，新农村建设就不可能顺利推进。
我知道，至今仍有人会说，劳动成本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优势。且把公正、对于人的最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就只看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远高于工资增长的事实，就能够明白，中国的问题是，劳动者没有充分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相反，企业却大量地获取了资本收益，企业储蓄率不断上升，再不断用于投资。换句话说，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如何让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问题。
那么，劳动成本上升真的已经威胁到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了吗？前些天，我去亚洲开发银行开会，看到两个与中国经济有关的现象。在我们住的酒店不远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里，奇瑞车和其他国际品牌一起在卖，其广告语是“有效率的并不是贵的”。一款新的QQ车，最便宜的标价是大约35万比索，相当于5万人民币。再来说鞋子。说起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鞋子了。在马尼拉的大商场里，真是各种国际品牌的鞋子琳琅满目，一问，全是中国产的。
马尼拉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举例来说，亚行同事雇用的住家保姆，一个月的薪水才相当于700元人民币。但是，像鞋子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中国造。把这个现象解释清楚，是一道不错的经济学题目。有读者回复说：“像鞋子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制造在菲律宾有市场，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生产规模；二是生产集聚程度(或者说配套)；三是劳动生产率差异；四是交易成本(制度环境)；五是运输成本(跨国运输，进出口关税……)；六是劳动力成本。以上几个因素当中，中国相对于菲律宾在前三项上面有明显优势，虽然劳动力成本有部分提高，但是整体的成本相对于菲律宾来讲还会胜出不少。”
看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远高于工资增长的事实就能够明白，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反，企业却大量地获取了资本收益，企业储蓄率不断上升，再不断用于投资。换句话说，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如何让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