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要重量更要重质

●经济再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

　　●保持较快增长同时提升质量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培育品牌

　　●优化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历了近百年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洗礼，在“十二五”即将开始之时，我国必须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是，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必须坚持质、量并举。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增长速度放慢是经济规律使然；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完成的“功课”。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78年的3600多亿元变为2009年的33.5万亿元，足足增加了92倍。基数越大，意味着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越大。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关注以下三个事实：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水、矿产、劳动力等资源以及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变得越来越紧缺，资源、能源的数量约束日益明显，由此带来的成本上涨趋势弱化了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第二， 30多年粗放式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加大，我们不能再允许企业肆意向环境排放污染，对环境不友好的产业的生存空间正在迅速缩小，而这些产业正是相当一部分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引擎。第三个事实是，传统增长模式过度依赖外需和固定资产投资，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严重不足，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长期积累后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以上事实的客观存在，充分表明以往主要凭借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所推动的高增长将难以维持，过去靠牺牲环境，损害子孙后代的生存之本来实现的高增长愈来愈不可取，而没有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最重要力量来拉动的经济增长不仅是脆弱的，会在外需扩张趋势突然逆转时遭遇经济寒冬，也背离了经济增长的初衷。

　　坦然接受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增长目标，而是说我国的经济再也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质、量并举的原则，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增长的质量。笔者认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有赖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改进：

　　第一，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经济当前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要素成本低廉，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充足上。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向经济虽然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成本优势，但在产业链价值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却很难为需要高投入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掌握核心技术、商标的高端制造业，控制渠道和优质客户的零售巨头是当今世界大多数产业链的领导者。这些巨型跨国公司控制着市场，挤占了像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那样的加工制造环节的利润。因此，我国必须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培育品牌，支持流通企业做大做强，改变“中国制造”在产业链中腹背受敌的局面。

　　第二，让我国的GDP更“绿”、更“轻”。去年，第二产业实现的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8%，是我国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主力军。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一产业也是资源能源的主要消耗者和生态环境的主要破坏者。优化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提升技术含量，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这是我国应对资源、能源瓶颈和环境约束的理智选择。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GDP更“绿”、更“轻”的另一重要途径。在提升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效率的基础上，我国必须加快推进金融、教育、旅游、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智力元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三，让普通百姓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机制是扭曲的，国家获得的利益偏多，居民获得的偏少。例如，去年，北京市人均GDP近6.9万元，而城镇居民实际获得的可支配收入人均不足2.7万元。因此，必须尽快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居民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让普通百姓的钱包更鼓，购买力更强。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提升，不仅可以提高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地位，优化需求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利益格局的改变可以让劳动者干劲更足，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可以说，由居民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内需扩大是一个健康经济体平稳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我国内外需结构失衡问题的必然选择。另外，我国还应借助财政税收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并加大对社保、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能真正普惠众生。

　　（作者为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责任编辑：侯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