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民间投资的出路尤其是境外投资问题,构建民间资本在全球投资的安全保护和信息交换体系。
近来,关于温州民间投资遭遇寒冷,在国内外“损兵折将”的信息广泛传播。本月21日的《中国青年报》更是以“温商迪拜楼市被套30多亿,外省投资煤矿损150亿”为题对此进行了长篇报道。为此,我深感忧虑和心痛。尽管温州民间资本一直是在相对严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着强大的抗风险和反危机能力,但毕竟没有遭受过如此空前巨大的重创。虽然经济发展史表明,民间资本不经过几次危机是不可能成熟和真正成长起来的,但对于本来还是不够强大的温州民间资本来说,“冬天还是来得早了些”。
温州民间资本的发育和成长来之不易。我在想,假如我们东莞的近1000亿民间资本,也能像温州民间资本那样被盘活,能“抱团”地流动在国内和全球的资本市场上,它所产生的能量又岂是目前这种默默地沉淀在房地产市场或股市所比?我进一步想,假如我们全国各地更多的民间资金都开始像温州那样转化成真正的民间资本,就像19世纪的欧洲那样,将资本流动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地,那么,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否可以由这些民间资本来“标示”从而真正迈向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了呢?
从本质上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就是30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货币和外汇难以顺利有效地转为资本,大量的民间储蓄被滞留在银行和地下金融领域,缺少有效的途径和渠道进行充分的“资本化”洗礼。过多的货币被迫流向畸形的房地产和股市中,形成一轮又一轮泡沫。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州民间资本却顽强地走出了自己的路,实践着自己的“资本革命”,自发地进行着“资本精神”的启蒙和培育。显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精彩的成果之一。这次温州民间资本在国内外受损事件,至少给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带来三大警示。
第一,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民间投资的出路尤其是境外投资问题,并开始构建中国民间资本在全球投资的安全保护和信息交换体系。温州民间资本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直至受损,外界才有所知。换言之,就是对于这些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本,缺少政策性引导和系统性的保护,缺少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为它们提供支撑。我从一份资料中看到,日本私人资本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快速扩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政府及相关机构的产业、外交、海关、情报等多种部门组成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为他们的企业服务,甚至引导私人资本联手去抢占海外市场。显然,我们在这方面还处于空缺状态,现在是紧急补课的时候了。
第二,过去10多年中,国有垄断资本“亲外资,疏民资”的势头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将更多的投资机会让给正在发育成长中的本土民间资本。一方面,对于世界各地的石油、矿产、土地开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应该更多地让类似中国石油等国有企业带着民间资本走出去,甚至更多地让中国民间资本参与和主导,而不是一味地让这些国有资本在海外唱“独角戏”。另一方面,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资源性项目,包括铁路、地铁、桥梁、大型商用飞机、高速公路、石油、河流、风景区、银行等各类战略性投资项目,都应该强制规定吸纳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参加。
第三,国家应该尽快建立针对民间资本安全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体系,并引导、鼓励民间力量组建一系列有利于民间资本在国外进行投资、并购和流动的经济情报网络以及决策咨询机构,进而为中国民间资本的快速扩张提供信息、技术、法律等方面的环境支撑。应尽快培育熟悉世界各地经济的人才充实到各驻外机构,让他们观察和研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的变化,及时地跟踪我国民间投资的动态。国家的金融、法律、信息等相关部门应适应新形势,为我国民间资本在世界各地的流动创造条件。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