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
贵州省贵阳市政府做出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决定，发布《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从7月12日起，对可在市区一环以内(含一环)行驶的新上牌小客车(9座以下载客汽车)指标进行限制，每月新增3000辆，以摇号的方式获取。此政策一出，板砖横飞。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汽车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长苏晖称之为“不可理解，无法形容”。限车令本身备受争议，再加上上半年汽车工业数据大幅滑落，限车政策已经进入徘徊的十字路口。(8月9日《中国
经济周刊》)
7月19日，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曾对媒体明确表示对于汽车限购令，“我们从来不主张实施限购！”时间上有点晚，但愿能够阻止其他城市继续效仿
北京的摇号限购方式。
贵阳和北京一样，都是因为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作出了“艰难地决定”——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按时交纳税负，但不是都能保证每个城市居民都有权利购买小汽车，要靠运气摇号来决定。
在治堵和限购的抉择中，懒政的做法自然会选择后者。地方政府想当然地认为限制纳税人的权利就会达到控制交通出行权的目的。限定经济权利即是限定了公民其他权利的前提，在鼓励购买消费汽车时，地方政府的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却不见市政管理水平增长，在全民出行遇到困境，即便是政府管理人员也无法逃脱城市交通拥堵时，通过限制购买权利达到限制出行权的目的就顺理成章了——摇号的方式既显得公平又不失控制的目的。
贵阳的做法是否属于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得而知，但自从北京在2010年年底出台摇号限购令后，深圳、广州等地相继传出将对汽车消费进行限制的传言，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消费者心理恐慌。8月1日，广州敲定市区治堵新方案中，最终没有相关限购措施出台，或许可以猜想为广州政府一贯有着与市民广泛接触的渠道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而形成的市民阶层参政议政的意识强烈有关。
小汽车限购令出台的背景与市政交通有关，一个城市的市政交通最能考验其政府管理能力也最能够体现其政府管理理念。2010年，中国在
上海成功举办了世博会，而本届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一定程度显然了现代中国人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和美好愿望，北京与贵阳却在交通出行方面采取限制购买小汽车的方式解决道路拥堵问题，悖离了城市发展与生活美好和谐愿景。
自北京出台摇号限购方式以来，深为各界诟病，贵阳能够步其后尘，实际上说明了两地政府在管理能力和理念的趋同，即在“城市发展以何为本”的问题两地政府显然达成了共识。摇号购车即便不能够有效达成治理堵车的目的，但政府会利用手中的权利将某项公众权利资本化，限制意味着对本应人人享有的权利变成稀有资源，政府从服务者变成了管理者。
从北京到贵阳，北京摇号购车的限购令依然存在，拥堵和民意的双重作用还不能改变地方政府的意志，贵阳邯郸学步已成事实，西南一隅的人们享有京城居民的待遇也是可一乐。限购令的最终被取消的结果是不难预测的，但是否还有其他地方的政府效仿北京、贵阳“拍脑袋”式的城市管理模式却没有人能做出保证。（黄水牛）
（责任编辑：王国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