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负责编纂北京交通“十二五”规划的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请来五位国务院参事，为本市交通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参事们提出的单位禁向私家车提供免费车位等建议，在市民中引起极大反响。(10月15日《京华时报》)
“单位禁向私车提供免费车位”的建议意在“增加私家车使用成本”，“高峰时段征收拥堵费”的建议“是为了提高小汽车使用成本”。说来说去，所谓专家的招数已经黔驴技穷，泯然众人，无数的花活就剩下个“增加使用成本”。治理首都的堵车顽疾当真是专家说的这样就剩一条路了吗？
用经济手段调节是所有汽车社会国家都曾经走过的治堵之路，实际效果甚微，开车上路的人，多数是不差钱的，试想哪个私家车主开车时会过多考虑油费、停车费、高速费，这些成本早已经超越了个人乘坐公共交通成本的十数倍，甚至几十倍，用公共交通的个人出行成本标准企图压制私家车主的出行成本是不现实的。
城市交通的管理最大的悖论，不在于人们是否考虑自己的钱包能否承担起出行成本，而在于社会理念对绿色出行的理解程度和践行的力度。
9月17日的北京大堵车后，无数评论都引证了香港的交通道路管理作为佐证，说明城市道路的宽窄和车辆是否拥堵并无本质联系，还需城市交通管理者有较高的管理水平。上述观点只是表述了香港城市交通管理的表征的一个方面而已，在成功的交通管理背后，是香港市民对城市交通本质的深刻认知和对交通法规的严格遵守。
在香港回归十几年后，“自由行”旅游政策的开放也引发出一个笑话。随着大量的内地游客涌入香港，在很多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由于内地游客无视交通信号的存在，蜂拥违法通过路口，导致一些香港市民也无意识地跟随大量游客通过斑马线，香港市民一贯严谨的遵守交通法规的风尚被打破了。当然，这个笑话也许仅仅是个例，但很说明一个问题，民众对交通法规的认识程度决定了汽车社会中有序和无序的选择并非单纯地靠政府管理部门实现。
毋庸置疑，目前小轿车是北京道路交通拥堵的罪魁祸首，私家车和公车是小轿车的两大组成部分，但无论是开私家车或是公车，司机的法规意识和驾驶道德都无法恭维，换言之，在北京拥有了建立汽车社会的物质条件，却远未达到拥有建立汽车社会的道德基础。司机们有无数理由认定遵纪守法只能让自己原地不动，却不断地在路上责骂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国际上流行的“拉链式”通行模式无法在北京施行，是北京不够国际化么？还是司机到了北京就丧失了基本的道德素养呢？
就社会的认知水平来看，北京堵车也是一种必然。从道路交通设施上，北京虽然提出了公共交通优先的口号，却忘记了比公共交通更为环保的走路和自行车的出行方式。路政和市政建设上，特别是在立交桥的架设时，根本看不到设计为行人和自行车考虑的理念，骨子里强化的都是为汽车服务的理念，只不过，没有考虑到汽车对道路而言亦有饱和量的限制。
北京之堵，不在车，亦不在路，更不差钱，在于人心和对交通本质的认知，不在全社会层面上改变出行理念，永远是治标不治本。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