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陈泽峰在此间提出，2015和202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量将达1.79亿吨和2.1亿吨。在中国人多地少、能源紧缺，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垃圾焚烧发电，是符合国情最明智的选择。(中国新闻网)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垃圾围城”的困境是不得不面临的一种现实。面对年产上亿吨的垃圾，我们该如何处置？对这一课题，无论是学者还是公众都有诸多争论。
从现有技术来看，对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有卫生填埋、生物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方式。而公众对于垃圾焚烧的意见最大。这一点从广东番禹垃圾焚烧项目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上马垃圾焚烧项目，投资数额、投资规模都是空前的，而民意焦虑却是在逐年增长，以至于在广东番禹达到顶峰。除了公共决策需要公众参与之外，番禺事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垃圾到底烧还是不烧？
专家们只说，垃圾应该焚烧，必须焚烧，却没有给予公众足够的理由，譬如垃圾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公众需要一个真相。从现有资料来看，垃圾焚烧的“历史”并非清白。美国从1995年开始停止了垃圾发电项目的建设，并把建成的厂逐步关掉；2007年，欧盟立法者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日本到2000年7月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垃圾焚烧项目在各地兴建，是真正考虑到了民众感受，还是有其他因素推动？有一个事实无法忽略，“未来几年，中国垃圾处理带来的利润或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巨大商机使得全球废品和垃圾处理公司纷纷来华‘抢垃圾’。”外资大举入侵国内垃圾处理业，地方政府当然是很欣喜地照单全收。对于地方政府和国外资本来说，这是一种双赢，然而项目上马背后的技术论证、民意调查都跟上了吗？在发达国家遭到诟病的垃圾发电产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是又一个落后产能在中国淘金的例证。裹挟着利益而来的国外垃圾发电公司，往往是置公众利益于不顾。
而事实证明，垃圾焚烧也并非是唯一选择。即使是西欧的垃圾焚烧发电，也是建立在垃圾高度分类和回收处理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的分类和回收处理将不宜焚烧处理的垃圾已事先剔除，焚烧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因此也大大降低。而这个前提，在当下中国，恐怕无法具备。没有做到高度的垃圾分拣，就大干快上焚烧发电，效果恰恰适得其反，不但不环保，反而埋下更多环境污染隐患。
建立垃圾焚烧电厂在短期内可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兴建垃圾分拣中心、向市民普及垃圾分回收基本知识等举措不但见效时间慢长，也没有诱人的产业利益驱动。二者相比较，“孰优孰劣”即见分晓。但是垃圾处理关系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蹴而就的焚烧发电显然太过草率和仓促。
对于垃圾焚烧，公众需要的是明确清晰的答案。任何项目决策都有利弊两方面，我们无意妖魔化垃圾焚烧发电，但还原事情背后的真实是必要的。无论是垃圾焚烧还是填埋，真正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才是人们所期望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