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商业银行全体员工均成为规范薪酬的对象。当然，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高管人员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则将实施更为严格的薪酬制度。毫无疑问，这是一份全面的薪酬规范文件，所有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包括农信社，都不能置身事外。(3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有了这个《监管指引》，接下来，公众将会追问这个“限薪令”的细节问题了，例如绩效年薪由谁来考核、考核标准是否合理；商业银行高管的奖金、福利、补贴也属于收入，是否也应该纳入“限薪令”？虽然“限薪令”只是指导意见，但如果不按“限薪令”执行如何处罚，其约束力就打了折扣。
人们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从现已公布的一些细节来看，银监会的“限薪令”并未限制薪酬上限，而是将薪酬管理与风险约束、监管指标挂钩，一旦银行未能达到一项或多项监管指标，其全行人均薪酬亦将有不同程度下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陋洞，即使一些商业银行高管的薪酬高到非常离谱的地步，在合法程序的包裹下，依然变得顺理成章。
政府管理部门对银行业高管薪酬规范已不是第一次。2009年1月，财政部公布实施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上市金融机构高管的税前年薪上限为280万元。但这份规定对股份制银行高管则没有约束力。目前，国有银行以及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中，除农行和光大银行外，其他银行均已在沪深交易所上市。根据规定，这些上市公司每年公布的年报中，都要向投资者披露高管的薪资报酬。
据《扬子晚报》报道，从2009年年报发现，目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排名第一的是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2009年薪酬为707.4万元，其次是宁波银行副行长邱少众，薪酬为616.3万元。第三位是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薪酬为590.3万元。同样在2008年，邱少众的薪酬也高达617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
许多人对邱少众的高薪提出强烈质疑，并不是因为他拿的薪水高得离谱，而在于其高薪没有相应的业绩作为支撑。他的自信和底气十足，源于他的高薪经过了合法的“程序”，至于薪酬委员会、董事会，都是“自己人”在掌权，它们怎么可能在薪酬问题上严格把关？而股东大会，在普通投资者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下，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与发达国家银行的高管不同的是，国内商业银行高管可以在企业业绩下滑、投资者受损的情况下，依然堂而皇之得享受高薪。这些人在享受高报酬的同时，却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这将制度的缺憾暴露无遗。目前，对于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基薪+绩薪+中长期激励收益”的“三段论”式规定，其实和目前实行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相差无几，而现行制度已经被实践证明并无多大约束效果。
很显然，即使银监会的“限薪令”实施之后，国内商业银行高管的薪酬很难产生多大变化。因为一纸“限薪令”显然管不住像邱少众600多万元这样的“天价薪酬”。更何况，银监会“限薪令”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似乎还缺乏细则规定，也将会使执行难的问题难以避免。如何保证“限薪令”不打折扣地被执行，是银监会应回答的问题。
国内商业银行在实行市场激励机制时，对应的应该是市场化的竞争体系，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许多银行人员臃肿，费用高昂，仅仅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取的垄断利润支撑其发展，而这种“业绩”本身让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相比之下，国内商业银行的高管应该被限制薪水。
此次银监会“限薪令”虽然出台了，可是，如果不加以严格监管和增加处罚的力度，谁又能保证2002年高管年薪制被企业权力所架空的情况不再出现？前车之鉴足以证明，加强监督，具体应包括有关部门、银行职工一同监督，和是否出台限薪令同样重要，如果不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原本就很原则、无明细的银行高管“限薪令”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张废纸，起不到任何的实际意义。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