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宁，郭玉清，赵钧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我国企业出口调查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0%左右，出口一直保持增长。但是2008年危机以来在各种因素叠加影响下出口开始下滑，外部需求下降、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呼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2009年以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现实是中国低附加值的产品对汇率变化相对敏感，企业承受汇率变化的能力不断下降，普遍认为汇率是影响企业利润和生存的重要因素。
1.影响企业出口因素分析
2008年以来，影响企业进出口变动的最主要因素为市场需求，但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敏感度增强。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分局调查发现人民币加速升值对企业影响进一步加深。455%的企业认为汇率是影响其出口的第一因素，超过出口退税调整(286%)和国际市场需求(143%)。若人民币继续加速升值，近7成企业认为负面影响较大，将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调查发现90%的样本企业将人民币升值列为影响出口最主要因素，出口退税政策和企业原材料价格变化次之。同期辽宁分局调查，60%的纯出口企业认为影响出口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是汇率的变化，其次为国际市场需求和非关税政策(如配额、出口退税等)。10月浙江分局调查，人民币汇率风险逐渐成为企业外贸出口最重要的因素。108家样本企业中，出口关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达45家，占比41.7%；关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变化和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分别占8.2%、13.2%和16.9%。
2010年6月，青岛分局调查显示，由于危机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其它因素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的原因。2009年四季度以来，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选择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的有7家，选择国际订单始终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有4家，选择招工困难的企业有3家，选择融资难和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的各有2家。具体数据见表1。
表1影响企业出口因素
2.出口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承受能力分析
多数企业受汇率风险影响相对较大，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会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2008年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山东分局调查人民币加速升值对企业的影响发现分化态势明显。4成多受访企业表示今年最高可承受汇率水平是7.40以上，近3成企业选择可承受7.35-7.40的汇率水平，另外3成企业可以承受7.35以下的汇率水平。从企业本身经营来看，人民币升值已使企业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企业议价能力有限，未来提价空间不大。有3成多的企业提价空间在1%以下，有4成多的企业提价空间在1%-3%，仅有不到3成的企业提价空间在3%以上。表明大多数企业对汇率升值的可承受能力较小，汇率进一步升值将可能触及企业生存底线。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幅度，66.7%的样本企业认为在未来9个月内能承受的升值幅度在3%以内；有9.5%的样本企业还能承受5%-10%以上的升值，没有企业表示能承受10%以上的升值。10月浙江分局调查，86.1%的企业所能承受一年内人民币升值幅度在5%以下，其中仅能承受人民币升值1%的企业有26家，占24.1%，而能承受人民币升值10%以上的企业仅有2家。2010年6月青岛分局调查显示，企业对人民币升值幅度在6.70-6.83之间。
3.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差别影响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2008年10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嘉兴中心支行调查人民币升值对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影响相对较大，出口增速逐年减缓，分别从2005年的53.1%、26.7%下降到2007年的17.2%、13.2%；占出口比重逐年下降，分别从2005年的15%、31.1%下降到2007年的14.3%、25.5%。同期，机电产品出口增速加快并在高位趋稳，2007年增长36.8%，较2005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占出口比重不断提高，2007年占27.1%，较2005年提高4.5个百分点。“两高一资”行业受国外需求影响不大，主要受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退税率下调后，企业利润率已微乎其微，人民币升值的加速，更增加了企业出口成本,减弱了出口竞争力。中小低端产品出口企业生存已面临严重威胁，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压力下，企业亏损加大，相继停产。生产周期较长的行业遭受损失加大。耐火材料的生产周期一般在6个月左右，其合同的签订多为中长期，人民币加速升值，使其已签合同汇兑损失加大。进料加工企业及进口企业的利好影响显著。
高新技术企业适应人民币升值的空间相对较大。2008年1月山东分局调查人民币加速升值对企业的影响分化态势明显。从行业来看，高新技术企业赢得主动，样本企业平均利润率为784%，部分高新技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争取到更多的价格主导权。
汇率升值对不同规模企业影响也有显著差异，人民币升值不利影响主要集中在小企业，缩小企业微薄的盈利空间。2007年，嘉兴出口额在15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2378家，占全市出口企业总数9350%，出口总额4830亿美元，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4130%，出口增速从2005年的5469%回落到2008年上半年的3287%，落差达22个百分点左右。相对而言，出口前50强企业出口增长总体平稳，升值以来出口增速落差在3-4个百分点左右。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因行业不同而不同，一般处于20%-40%之间，综合成本上升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在50%以上。就单个因素而言，人民币升值是当前影响企业盈利的最大因素。2008年1月山东分局调查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型企业资金势力雄厚，产品创新和技术改造能力强，应对人民币升值能力好。中小企业将价格作为唯一的竞争力，其在核心技术方面没有太大的进步，造成企业利润率始终在低位徘徊，企业在订立合同时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提高价格的要求被拒绝，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较大。
不同企业承受汇率升值的极限不同。从行业上看，钢铁行业承受能力较强，所能承受的升值幅度平均为7.28%，最高承受度达到15%。服装行业受到汇率变动影响最为明显，承受能力较弱，所能承受的升值幅度平均为2.63%，其中50%的企业承受度为1%。另外，从企业从事的对外贸易业务类型看，纯出口企业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空间较小，有51%的企业表示能进一步承受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为3%以内，14%的企业能承受的幅度为3%-5%，还有6%的企业表示已经无力承受汇率任何幅度的升值。2010年青岛分局调查显示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工成本较高，人民币升值损失只能通过压缩工人工资的方式转嫁，较低的工资又会使大量技术熟练工人流失，导致结构性用工荒进一步加剧。
4.出口企业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避险策略
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企业和银行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调查显示企业不可能通过提价转移汇率风险，即局部传导汇率风险。2010年青岛分局调查显示，70%的企业没有提高价格的能力，只有30%的企业可以通过提价对冲风险。从问卷反映的情况看，一些技术含量高，需求相对稳定的产品(如钢材)，议价能力较强。而在国际上处于买方市场的产品，企业几乎没有定价话语权。
2005年汇改以来，企业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但银行汇率避险工具相对单一，不能有效规避汇率风险。2008年4月辽宁分局调查虽然目前银行提供的外汇衍生品种较多，但远期结售汇仍是企业采取的主要规避汇率风险的手段。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28%采取远期结售汇，16%采用贸易融资，12%企业采用改变贸易结算方式规避汇率风险。另外，还有40%的企业未利用任何外汇衍生品规避汇率风险。主要是由于对外汇衍生品不够熟悉，缺少相应业务的人员，操作上较为繁琐，如银行可能要求企业在银行有授信额度或提供保证金等。浙江分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对129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2428%的企业还认为银行推出的汇率避险产品不能有效规避汇兑风险。2009年四季度以来，人民币升值重新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话题。青岛分局对10家涉外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选择准备扩大内销比重的有3家，选择增加预收货款和延期付款、增加远期结售汇签约额、进口使用外汇贷款和海外代付的各有2家。
调查发现企业迫切希望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建议重视预期在宏观政策调整中的作用，建立人民币升值效应的监测机制，估计升值的未来累计效应。重点关注人民币升值对中小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及时协调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青岛分局调查的10家企业都建议应继续保持汇率稳定；7家企业认为在我国经济彻底走出危机影响之前不应贸然升值；4家企业认为提高汇率避险能力迫在眉睫。企业对汇率政策的建议中，5家企业强烈要求保持基本稳定；2家企业表示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必然趋势，应当控制好升值节奏和幅度，实行渐进升值，切不可突然大幅度升值；3家企业对国家的汇率政策没有表态。2010年6月青岛分局调查大部分企业认为至少在今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不要超过2%，危机期国外进口商对价格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敏感度，我国企业的议价能力仍然很弱，升值超过2%将导致40%左右的企业滑向亏损境地。
5.汇率波动对制造业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虽然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影响很大，但是对农民工工资和就业无显著影响。汇率波动传导机制，即汇率波动—进出口价格波动—进出口数量波动—就业波动—工资波动，我国出现例外。这主要由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的特点，即“农民工”。他们具有全世界最高度的流动性，制造业领域的“工人”不是现代市场经济意义的产业工人，主体身份是农民，户籍、家庭、养老等社会关系等都在农村。主要的社会依托是农村的自家土地，养老、保险、意外伤害都由土地提供。他们不是工作城市的居民，没有城市居民权，不享受城市的福利。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虽然已婚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但是他们家庭都不在工作的城市，2009年只有0.8%的农民工在工作地购房，绝大部分(33.9%)居住在雇主或者单位提供的宿舍，这是极高流动性的根源。如果他们工作企业出现经营问题，他们会选择流动到别的城市、回乡，或者到其它地区就业。城市房价暴涨更加加剧了他们工作地点的流动性。2009年危机中，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888万，下降8.9%，而中部地区增加618万，增长33.2%，西部地区增加775万，增长20.2%。因此，虽然汇率波动使得他们失去在东部就业机会，但是却获得了在西部和中部的就业，汇率变化对就业总体影响不大。因此，由于我国城市化没有完成，目前进行汇率调整机会恰当，也是一次很好的城市化重新布局的战略机遇。
调查发现汇率波动也不影响工人工资水平。中国情况也显著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揭示的情况，这也主要因为中国劳动力全世界最高的流动性。见表5，全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农民工工资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比2008年还有一定程度提高，全国提高5.7%，东部地区体提高5.2%，中部提高5.9%，西部地区提高8.3%。工资提高是否是如同经典理论认为的是就业人数下降所致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调查，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农民工总量22978万人，比2008年的22542万人增加436万，增长1.9%。
以上分析可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一些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对农民工就和工资水平没有影响(当然这也有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
二、汇率升值与我国出口企业产业转移与调整
人民币升值过快,使低效率企业和产业被“挤出”,导致企业破产,引发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同样,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出口效益快速下降将会使大量的企业从贸易品部门“挤出”，不仅中国企业长期形成的国外市场必将丧失，非贸易品内销将加剧我国业已过剩的产能。因此，短期内我国要继续保持出口导向的策略。
1.我国制成品出口贸易特点
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制成品贸易从1980年占总出口的49.7%上涨到2007年的95%，即制成品出口已经占出口的绝大部分。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最大的是轻纺产品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目前我国该项的比例已经下降到总出口的18.1%，这是需要完成产业结构转移的部分。
2.我国产业布局地理特点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的先沿海、沿江后内地的开放思路以及政策支持，导致产业布局地理摆布不合理，产业不合理导致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加速。见表2我国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分布情况。表2A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东部有61265家，占全国总数的91%，而中部和西部合计只占9%。工业总产值东部113825亿元，占全国的89.2%，全部从业人员平均数2137.68万人，占全国91%。表2B大中型企业情况稍微好一些，但是东部仍然占全国一半以上。东部地区大中型企业24949家，占全国总数69.2%，工业总产值181252.83亿元，占全国69%，从业人员2830万人，占全国总数64%。企业集中东部的必然结果是东部过度城市化，劳动力集中，导致房价过高，生产成本高涨，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能力降低。
3.劳动力地理分布特点
由于纺织类加工企业沉淀成本较低，企业最大的投入是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是决定企业能否完成产业转移的关键。据统计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东部一些出口企业利润率急剧下降。国际商报[1]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新招工人至少1000元月薪，工作一年以上的熟练工人，月薪达到2000-3000元，而山东济南月薪为750元。但是总体上，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检测报告显示，东部2009年农民工平均工资1422元，西部1378元，东部与西部工资差异仅44元。因此产业向西部转移的工资成本不存在。
表3我国东部、西部、中部危机中农民工工资水平及变化
而且，中国劳动力分布的地理特点决定了产业结构转移不容易。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调查，见表4。我国农民工集中在东部地区。2009年东部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3.6%，中部占31.1%,西部地区只占25.3%。而且在东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占63.7%。2009年的数据看，外出务工仍以东部地区为主。因此，我们很难希望东部农民工大量转移到中部尤其是西部从事制造业生产。
虽然大规模产业转移不现实，但是局部的产业转移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理由。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渐进升值，会使得部分产业渐进、有序转移。2009年虽然农民工流向的总体格局没有变化，但是从输入地动态看，流入中西部的农民工在增加。2009年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减少888万人，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比上年增加618万人，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75万人，比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调查表明，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转移的量可以支持占18.1%的纺织类企业产业转移。而且，农民工较低专业技能培训也有利于产业结构转移。据统计，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
4.企业利润分析
更主要的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在工业增加值、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率和产品销售率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差距在缩小，这为产业转移提供依据。工业增加值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中部和西部显然高于东部(见表5)。
表52007年中国东部、西部和中部6项指标比较(%)
三、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货物贸易影响
人民币升值既有对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也对进口企业有降低成本的收益，增加国内居民财富的好处。汇率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单纯考虑出口企业的利益有失偏颇。从公共选择的角度考虑，出口企业作为有组织的团体遭受人民币升值的损失有能力发表自己的声音，影响政策决策。行为经济学角度认为出口企业因为人民币升值损失的感受要远远高于进口企业从人民币升值感受到的收益，因此其呼声更大。但是，作为决策者的政府必须要全盘考虑汇率变化对国民福利的总体影响。
1991年以来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出口对GDP的贡献不断提高，从1991年17.6%到2007年的37.5%。但同时，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占GDP的比例提高不大，从1991年的1.97%上升到2007年8.1%。总出口和净出口对GDP贡献差距不断拉大，从1991年的15.63%到29.4%。这表明我国贸易中典型的进口加工再出口特点。
利用Campa and Goldberg(1997)[4]的net external orientation指标，考虑贸易类别，3种贸易方式中进口占出口的比例是逐年下降，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其它贸易从1981年的132%、97.9%、177%下降到2007年的59.7%、79.6%、257%。总体上，人民币升值虽然提高了出口品的价格，但是因为进口商品绝大部分以美元计价，因此也降低了进口品价格，企业可以将汇率升值的效应部分传导到出口价格，确保出口量变化不大。由于加工贸易中进口比例大于出口比例，因此汇率升值对一般贸易影响较小。在加工贸易中，进口品就是投入品，因此人民币升值总体上会降低中国出口品价格。而且我国工业制成品及子项的出口与进口的比例之中化学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在我国贸易中进口量大于出口量。人民币升值，进口投入品的价格以人民币计价也将下降。而出口制成品以美元计价可以适当降低到进口品价格下降的程度，因此对最终产品的美元价格影响不大。
而且，中国出口企业主要是外资企业(见表6)，不同性质出口企业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例。1995年国有企业占53%的出口量，2009年外国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的56%，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合计占出口量的10.7%。表4A也表明东部有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中61265家，占全国总数的91%。人民币汇率升值等累计效应和金融危机导致中国东南沿海出口企业破产，应该集中于它们。因此，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主要受益者是外资出口企业，政府低汇率的政策补贴到外资企业。
表6中国1995-2009年不同性质出口企业占总出口的比例
四、结论及后续研究
调查数据显示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各行业影响差别比较明显，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如纺织业等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敏感度较高，可以进行产业结构转移。由于我国农民工的地理分布的特点，即集中在东部地区，以及东西部农民工工资差异较小，大规模的集中的产业转移的不现实，这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要坚持渐进性原则。危机发生并没有对农民工就业和工资水平产生很大的影响，2009年农民工就业较2008年在东部、西部和中部都有所增加，2009年工资水平较2008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因此，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可能集中在企业主和东部地方政府而不是农民工。人民币有控制渐进升值下，受汇率影响大的贸易企业可以转移到西部和中部生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工业增加值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显然高于东部地区，很多指标也在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全面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由于我国货物贸易两头在外即进口加工再出口的特点，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货物贸易影响不大。而且，由于出口企业绝大部分为外资企业，人民币汇率低估其实是对外资企业提供变相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调查数据大部分来自危机期间，缺乏后危机时代的调查数据。危机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但人民币对美元之外货币呈现升值势头，而且这期间外部市场出口下降对制造业的影响可以等同于汇率变化的影响。第二，危机期间虽然劳动力就业增长、工资增加主要与我国劳动力高度流动性有关，但政府扩大投资的作用本文未做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企业呼吁：人民币汇率”稳“字当头[N].国际商报市场专题2010-2-25.
[2][3]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
[4] Campa, José, and Linda S. Goldberg. 1995，“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Exchange Rates and External Exposu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8，297-320.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