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的中国经济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下谋求“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会议特别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笔者认为，这一点可以成为明年中国经济“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和促和谐”等多项政策目标的有机结合点，也能成为防范和化解未来潜在经济风险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否则，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很有可能在努力完成上述多项目标的某一项时，会不经意地发现它严重干扰着另一项正在努力实现的政策目标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是盯住明年宏观经济的指标来决定宏调政策的时间和力度，而不了解复杂经济环境造成的经济指标背后的复杂机理，那么，我们的宏调政策就有可能因为没有把握好时机或力度而出现干预过度或干预不足，从而造成实体经济大起大落。之所以做出上述分析，是基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欧债危机和美国高失业率导致的流动性泛滥或流动性恐慌两种可能性都会严重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也会挤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可持续转变的进程。我们可以断定，由于欧洲财政体系统一的艰难和美国赤字财政的零空间，欧美国家的“救市”手段会依然落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上。长时间以来，美元和欧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的流动性会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全球投机套利成本由此变得非常低廉，它完全可能导致欧债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使得欧元体制解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旦全球经济真的出现“二次探底”，那么，实体经济出现大萧条、虚拟经济出现大通胀就在所难免。另一种状况则是2009年到2010年的情况再现，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被全球金融资本炒得热火朝天，新兴市场国家热钱流入、输入性通胀加剧，本币因此大幅度升值，利率也被迫提升，这些都会严重干扰国内消费本来就疲软的新兴市场经济。为对付这两种可能性，我们都必须大力发展国内的实体经济，减少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为此，我们认为：多元化的产业结构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需求，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在目前人才、资金和金融体系成熟度依然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都制定了类似的新型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很可能会带来占用资源、形成低端同质化生产的恶性竞争。与此相比较，通过多年来的学习和磨练，我们的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实际上已经有了可观的提高，问题在于相关的产业政策还存在严重的歧视。为此，应该对所有生产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降低税负和物流成本，为他们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使产业资本重新回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舞台上来。
同时，我们要规范财政投资的项目运营方式，严防产业垄断资本和金融投机资本互相结合非法牟利，严厉打击一些企业从“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中寻租的腐败行为。应该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特别重视营造良好的创新和消费环境，尽量抑制不计成本的大规模公共投资需求，把经济运行的重任交给市场和按市场规律办事的企业家。可以预见的是，企业一旦搞活了，制度一旦做对了，“负利率”现象就会因为由企业家推动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和帮助企业与机构实施健康的产业金融和科技金融创新手段，让金融资本真正为有成长性的产业资本服务。
其次，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勤劳创业和实业致富。众所周知，中国当今消费内需不旺，其严重后果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早在1997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就深刻认识到对外依存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摆脱不了外部冲击对本地区带来的严重影响，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政府都一直在强调调结构、促内需的重要性。但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消费能量产生的积极效果，即吸收生产能量、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的政治和货币调控压力。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今天还处在个人财富原始积累的发展阶段，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收入的增长不是通过消费的方式让持有的货币和信贷进入到实体经济部门，而是以储蓄和金融投资的方式进入到虚拟经济部门。再加上我们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劳动市场的公平待遇制度以及消费者利益保护制度等都还未达到完善的地步，个人资产出现“高储蓄、高金融化、低消费”的状况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在实体经济中提倡勤劳致富，摆脱过于依赖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来完成个人财富的原始积累，从而让中国经济顺利进入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内需型增长阶段，成为明年宏观经济政策“有保有压”、有的放矢的重要依据。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焕发整个国内市场的活力，不确定性依然很大，主要表现在许多产业资本被闲置下来，许多民间资本流失在外。要扭转这一局面，政府必须进一步减税让利，保护好市场投资环境和消费环境，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大力推进“多劳、多得、多消费”的激励机制，减少类似欧洲的那种“不劳而获”、损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货币化“高福利”机制，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整个社会富有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有起色，避免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第三，“惠民生、抓改革和促和谐”是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收入分配机制的扭曲而不能带来社会大众的财富增长，如果财富集中到垄断部门、集中到受保护但又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如果财富流失到少数贪污腐败者手中，或者落到那些擅于利用社会大众致富心切的心理、规避政府有效监管的投机炒家囊中，那么，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就会受阻于社会大众勤劳致富意愿的丧失和消费能力的低迷，大众参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仍然会受挫，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仍然会激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仍然是前景不明的。在此方面，我们尤其要警惕民间“灰色市场”的钱流问题以及资本外逃现象可能导致的对稳增长和控物价目标的干扰。
有鉴于此，明年的“民生财政”、反腐倡廉和强化监管，以及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政策举措，都将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这些政策落实到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