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0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及有关宏观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V2(货币流通速度)为计算值，V2=GDP/M2。
年份 V2 V2变化百分比 CPI(%) M2增速(%) GDP增速(%)
1990 1.14-14.29% 3.1 28.8 4.1
1991 1.04-8.77% 3.4 26.5 9.1
1992 0.97-6.73% 6.4 31.3 14.1
1993 1.01 4.12% 14.7- 13.7
1994 1.03 1.98% 24.1 34.5 13.1
1995 1-2.91% 17.1 29.5 9.3
1996 0.94-6.00% 8.3 25.3 10.2
1997 0.87-7.45% 2.8 19.6 9.6
1998 0.81-6.90%-0.8 14.8 7.3
1999 0.75-7.41%-1.4 14.7 7.9
2000 0.74-1.33% 0.4 12.3 8.6
2001 0.69-6.76% 0.7 17.6 8.1
2002 0.65-5.80%-0.8 16.8 9.5
2003 0.61-6.15% 1.2 19.6 10.6
2004 0.63 3.28% 3.9 14.7 10.4
2005 0.62-3.17% 1.8 17.6 11.2
2006 0.63 0.95% 1.5 17.0 12.7
2007 0.66 5.28% 4.8 16.7 14.2
2008 0.66 0.30% 5.9 17.8 9.6
2009 0.56-15.47%-0.7 28.4 10.3
2010 0.55-1.85% 3.3 18.9 10.3
货币流通速度是联系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价格稳定的重要变量。在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的时期，货币流通速度通常表现为较稳定的渐变，但从经济周期的全程表现看，货币流通速度有时可能发生急剧、骤然的变化，这种突变、陡变，往往与经济周期内不同阶段的转换及转换点的不稳定状态相联系，与严重的通胀或通缩相联系。因此，货币政策的分析、抉择必然复杂化，要求把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两条线索复合为一套更为全面、有效的调控思路和要领。
历史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总趋势中，可观察到货币流通速度陡升与通货膨胀具有同步对应关系。1978年货币流通速度为3.07，1995年已下降到1，2010年下降到0.55。从年度变化数据可以看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不是匀速的，有8个年份还存在小幅回升的情况。这8个年份是1985年、1988年、1993年、1994年、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除2006年以外，其他年份对应着高通货膨胀压力或物价水平的升高，货币流通速度陡升与通货膨胀基本上具有同步特征。
另一方面，在CPI大幅度下降的12个年份，包括1990年、1991年、1997-2003年、2005-2006年、2009年，大多数年份对应着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但一般表现为较为常见的下降幅度，例如1997-2003年。在这些年份中，1990年、1991年、2009年则对应着货币流通速度的陡降，尤其是2009年货币流通速度的降幅达到1978年以来的峰值，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陡降型通缩的一次典型表现。
货币流通速度的陡升，尤其是正值阶段的情况，常伴随着通货膨胀；而常规幅度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对应的可能是通货紧缩，也可能是正常的物价水平，但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巨幅下降，当年或随后一年所对应的必是通货紧缩。
从历史数据分析和实践研究的结果都表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物价稳定等宏观政策及经济变量指标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至少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变化的情况下，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适用程度；二是针对货币流通速度陡变的情况，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如何进行预先的和应急的适度调整，以利于减少陡升型通胀或陡降型通缩的负面效应。
2003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相对平稳的下降态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趋势由以下降为主，转变为有升有降；二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幅度总体上趋缓，但2009年受外部金融危机冲击又发生了大幅下降。面对这些变化，需要思考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变化趋势是否已改变，原因是什么，影响是什么。理论界曾较广泛较充分地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趋势，但对于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的诸多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和价格稳定目标的实现程度。
在以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情况下，既要重视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所决定的货币创造过程，又要重视影响货币需求的其他各种因素，特别是把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及影响的重要性放在更高位置，进一步提升观察中的敏锐度和预测水平，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研究影响本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以及影响物价稳定的相关变量，进而将加强市场预期和货币流速的预测及管理，提升对各种变化的实时反应能力，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和努力目标。
此外，应总结我国“市场预期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经验，提高应对货币流通速度突变的宏观预测与调控能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调控实践，实际上已形成了可称为“市场预期管理”和“应急管理”的调控经验。每当经济周期中阶段转换来临、经济热度明显变化之际，基于大势研判而决策出台的宏观政策转型，都是生动表现。如1998年一季度后、2008年三季度后，分别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而果断启动的宏观政策转型，对于市场主体的普遍预期都产生了“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托举支撑作用，并在经济运行中以政策扩张促使经济止跌回暖的应急作用。又如2004年和2010年之后，针对经济回暖向好的进程，两次采取了货币政策率先回归稳健的预期引导与调控措施。2004年底财政政策经过“淡出”过程后才明确回归稳健，而当前为提防欧债危机可能引发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危险，财政政策还需保持一段“积极”框架，这些也都带有预期引导与管理、准备应急的实质性内容。这一系列相关的经验弥足宝贵，应当结合经济规律的探讨和经济科学的学理研究，作进一步的认识和总结。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现阶段关于经济运行、周期变化、货币需求及流速变动的预测方法和手段，仍然远非成熟状态(世界范围内，数量模型方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金融海啸来临时仍然被证明尚不胜任于“实战”，我国在此方面并不领先，实为学习、发展阶段，但不应排除而应追求今后的“后来居上”)，每当阶段转换前后，难免受到“突如其来”的震撼和认识上众说纷纭的惶惑，容易发生犹豫、拖延，甚至复杂情况下的误操作。
目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似处于一个非渐变、非常规的特殊时期，相关不确定性因素一旦演变为确定性的组合，很可能产生经济运行中的某种临界转换点，并可能对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调控带来挑战。因此，从当前看到长远，今后在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调控水平已有长足进步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强化和优化全周期的宏观运行与货币流速预测能力、市场预期引导管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提高应对货币流通速度突变型通胀、通缩的能力。依此方向努力，更好维护物价稳定的宏观政策调控成效当可期待。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