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关统计，1—5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 14017.9亿美元，同比增长27.4%。其中出口 7123.8亿美元，同比增长25.5%；进口6894.1亿美元，同比增长29.4%。累计贸易顺差229.7亿美元，同比减少35.1%。其中，一季度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是6年来首现季度贸易逆差。
顺差的持续减少引发了市场人士的争议。笔者认为，不管对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都应放眼长远来看待问题，从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及发达国家随之而来的强烈反应中探寻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以期明确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和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多来源于投资和出口，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表述为投资驱动型和出口拉动型可以说名副其实。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欧美国家银根的放松，民众消费的增长，尤其是资产泡沫产生的财富效应直接拉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统计显示，2001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仅为1.3%，到了2007年已飙升至10.6%，6年增长了8倍。即使到了2010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因素，这一数据仍为4.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净出口加上对可贸易部门的投资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 40%；而在2001—2008年间，则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60%，远远大于同期欧元区的30%和亚洲其他地区的35%的数据。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出口商品占全球出口份额不断攀升，从1999年的3.5%升至2010年的超过10%，10年扩张3倍。但问题是，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专家库普曼等人最近的研究，中国全部出口商品中，国外增加值部分占接近50%的份额，在一些电子类商品中，国外增加值更是占接近 80%的份额。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几乎成了打工经济或代工经济。
长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潜在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国内能源、原材料的低效率消耗所导致的福利向国外转移对国内居民应有福祉的剥夺，也不说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仅仅由于长期的出口导向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路径依赖就足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进入一种“锁定”状态，恰恰是这种“锁定”，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锁定”状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对低成本的依赖，对高储蓄的依赖。
低成本主要指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金成本。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下既有总量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因素。所谓总量的因素是指总体上我国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结构性因素是指低技能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绝大比重，这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快速的提升。另外，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也可以反映出劳动力成本没有过快的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当时所能采用的技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所采用的生产技术都倾向于取代有技能的工人，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没有经过技术训练的劳动力供应充足，工资成本可以压得很低。因此，我国经济可能会出现由于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的存在而选择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导致的路径依赖，从而使我国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原因就在于丰富的劳动力供给致使产业缺乏升级转型的内在动力，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所面临问题之核心所在。
再说低资金成本。中国缓慢的利率市场化步伐决定了资金使用成本无法随着市场供需力量自行调整。1989—1998年，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 0.2%；1999—2004年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 1.1%，2005—2009年实际存款利率则又降至 0.1%的平均水平。而利息收入是当下中国居民投资收入的主要来源，统计表明，中国居民投资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到8%，发达国家居民投资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过低的资金使用成本既鼓励了资金的浪费又降低了居民的收入。
中国经济对高储蓄的依赖有目共睹，唯有高储蓄才能支撑高投资。统计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25%，与发达国家的个位数储蓄率甚至是负储蓄率相比，可谓霄壤之别。
当前，中国经济对低成本和高储蓄的依赖逐渐进入了调整时期。首先，工资的上涨不可避免。物价的不断上涨，特别是粮食、蔬菜、肉蛋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以及房价的持续攀升带来的生活成本的高涨，决定了劳动力不会再廉价，企业用工成本进而产品成本必然上升。2010年，许多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得到了15%—25%的提升，大多数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了30%还多。
其次，低资金成本所导致的利益局部化、成本社会化愈来愈引起公众的不满，继续实施的经济代价、政治代价会极高。我们通过大规模投资避免了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工业化国家金融崩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规模投资的负面后果即银行业不良贷款财政化以及房地产泡沫、物价上涨，已经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再次，中国的储蓄模式很奇特，不同于一般国家的倒U型储蓄模式，即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储蓄率低，中年家庭储蓄率高。而是出现一种U型储蓄模式，即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储蓄率最高。其实原因很简单，对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对预期支出不断上升的担忧，即入学、住房、医疗、养老等费用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这种奇怪的储蓄模式。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定阶段的伴生现象，并不具有长期的合理性。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公共投入的提升、社会分配的改进，相信中国的过高储蓄率会逐渐回调。
中国经济对低成本和高储蓄的依赖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上都已不可持续，已经到了必须转变的关口。中国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破除这种依赖，打破这种“锁定”，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推进人力资本建设。只要建立在科技和教育基础之上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一直保持在高于工资率增长的水平，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或者人口红利仍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加快推进人力资本建设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建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钱学森之问”不仅仅折射出创新型人才的缺乏，更从深层次反映了创新型人才生成制度的不足甚至缺失。一是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绝非一时之功，必须要从娃娃抓起，必须彻底打破现有教育体制对受教育者思想和创造力的禁锢和束缚，使受教育者在创新人格、创造个性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二是改革人才评价机制。真正设计出让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和机制。
第二，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过高的储蓄率既反映了由于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所导致的投资渠道的匮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鉴于此，一是大力推进和不断深化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能够有效促进资本形成和优化资源配置，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平台。为确保“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都需要大力推进和不断深化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二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还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很难单兵推进，大量外汇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也很难避免。
第三，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深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完善社会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应仅仅局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寡，更应该将关注点指向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制度在当前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其实质并不是收入差距的程度，而在于支出预期的不稳定程度。如果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高，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有相当的保障，收入分配绝不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以至于如今严重程度的大问题。更何况，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然涉及“蛋糕”的重新分配，既得利益者必将有强烈的反应，而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充分利用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缓和既有的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复杂社会矛盾，将是一条捷径。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