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

    编者按：随着CPI的持续高企，通货膨胀问题备受各界关注。通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承受非温和的持续通胀。通胀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背后成因往往盘根错节。应对通胀必须对症下药，多措并举。若应对失当，不但治不了通胀，甚至可能造成经济的停滞和萧条。因此，正确看待当前的通胀压力，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是当前经济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大局。为此，本刊特刊发一组讨论文章。当然，国内外各种影响物价的因素时时在变，问题的分析讨论，见解未必准确，谨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分析观察。

    当前物价形势及调控建议 

        我国物价上涨的短期压力依然偏大。由于导致物价上涨的主因不是货币“超发”，而是“双重价格冲击”，因此，通常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对解决我国当前物价增长偏高问题作用不大。我们认为，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及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等是避免“双重价格冲击”的最根本举措。

    一、对当前物价增长形势的认识

    我们对今年以来的物价增长形势有以下基本判断：一是短期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二是上涨的压力不是来自货币而是来自“双重价格冲击”；三是从趋势看，物价上涨的动力在逐步减弱。

    1—4月累计，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5.1%，比去年同期加快2.7个百分点，比四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达到5.4%，创2009年以来的新高，4月份物价增幅比3月份稍有回落。这些都显示，当前我国短期通胀压力依然较大。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食品价格涨幅依然偏大，前4个月食品价格上涨11.1%，比去年同期加快5.8个百分点；二是来自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传导作用，非食品价格今年以来在明显上升，3月和4月均达到2.7%的较高水平，这明显来自于去年四季度PPI加速上升的传导作用。

    不过，与大多数的认识不同，我以为，此轮物价上涨与前两轮(2003—2004年间，2007—2008年间)相似，主要原因不是货币超发，而是缘于“双重价格冲击”。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去年四季度以来推动物价总水平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前两年货币的严重超发，但实际运行结果与这种解释矛盾太大。如果是货币超发导致了物价总水平上升，那么近两年以来CPI上涨绝对不是目前这样的水平，而应该是10%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0%的水平。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27.7%，狭义货币供应(M1)增长更高，达31.2%，而当年我国GDP的名义增长率仅为8.6%，货币增幅比GDP增幅多19.1个百分点；2010年货币供应量M2增长19.7%，而当年GDP名义增长率16.7%，货币仍有3%的超发，两年累计货币超发26.1个百分点(2009—2010年货币累计增长52.8%，而GDP名义增长为26.7%)。按通货膨胀完全是货币现象之说，那么，这两年或推后两年CPI上涨幅度应该与货币超发水平一致，即两年上涨20%以上，每年上涨10%以上。而实际结果是2009年CPI下降0.7%，2010年仅增长3.3%，今年预期为4%，三年CPI累计增长仅为7%左右，即超发货币中的74%并没有转化为通胀。因此，货币超发并不是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有人会辩驳说，去年、今年没有转化，以后一定转化，即货币政策从实施到实际效果显现会有一段时滞，因此提出“高通胀预期”的观点。现实没有很高的通胀，但通胀的预期很高，高通胀预期迟早会转化为高通货膨胀，这是所谓管理通胀预期的主流观点。细推敲起来，这一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过去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向物价的传导时滞并不长，一般在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能起作用，这么久了没有转为高通胀，它就不会转为高通胀，货币“超发”一定是被别的东西吸收了，即“超发”的绝大部分都转变为“房价”，2009年至今的房价持续暴涨已说明了这一切。

    那么，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显然是货币以外的因素，即我所谓的“双重价格冲击”。一是来自于食品价格，二是来自于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与前两次物价快速上涨相似，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仍是食品价格。去年三季度开始食品价格开始加速上升，上半年上涨5.5%，三季度上升到7.4%，四季度再上升至10.5%；今年一季度则达到11%。据我们测算，2010年食品价格上涨对全年物价上涨的贡献率为74%，略低于前两轮，而前两轮的高峰年2004年和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对物价总水平上涨的贡献率分别为78.8%和83.8%。这说明，此次物价上涨仍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由于食品的短缺而不是货币的过快增长，因此，不是典型的通货膨胀。与上两轮有所不同的是，这次食品价格中的六大类都出现了加速上涨，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食品价格上涨中最突出的是粮食、蔬菜、鲜果等价格的过快增长。还有，就是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高涨的“输入”影响，被称为“输入型通胀”。由于我国经济具有外贸依存度偏高的结构特征，对出口和进口的依赖度都很高，国际油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会很快传导到国内，推动PPI上涨，PPI上涨又会向CPI传导。

    从趋势看，物价上涨的动力在逐步减弱。我们对今年物价总水平的走势仍然抱乐观态度，预计二季度物价增长可能拐点向下，但PPI仍有上升动力。估计二季度CPI增长可能温和回落，估计为4.8%左右。当前导致CPI可能继续上涨的主要因素是PPI的传导，但这种传导将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而减弱。一是目前最终需求中的消费需求增长在明显放慢，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仅为10.8%，比去年全年回落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在我国许多最终消费品仍然供大于求及国内消费需求明显减速的条件下，PPI向CPI传导必然受到很大限制。二是2009年的产能释放将限制PPI向CPI的传导。2009年中央实施了4万亿投资计划,地方政府也显著加大了投资力度，其产能集中释放期将在今年和明年，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将会比较突出，如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明显，许多消费品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形，这会从供给上限制PPI向CPI的传导。与PPI传导可能达到高峰相反，导致CPI增幅下调的因素在增多：如蔬菜价格已经出现全国性的暴跌；最终需求增长放慢将会抑制物价上涨；今年以来的气候情况明显好于去年，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产量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因此，食品价格上涨将会放慢，最近粮食价格和食品价格均呈上涨乏力的情形。相反，PPI在二季度以后会继续保持高位增长。推动PPI继续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国内投资增长强劲，将拉动PPI增长继续上升。二是国际因素将继续为PPI上涨提供强劲支撑。近期中东与北非的政治不稳定局面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扩散和持久化的趋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也仍然没有根本消除，美国过高的财政赤字对美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复苏仍然有较大的压力，这就使美联储将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都对国际商品期货和油价形成较强的支持。三是受管制的垄断行业价格上涨压力有望逐步释放，对PPI上涨形成新压力。

    二、对下一步物价调控的建议

    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双重价格冲击”，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双重价格供给”呢？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才能对症下药，取得成效。先分析食品价格冲击，为什么我国会反复出现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问题？2004年问题出在粮价上，2007—2008年问题出在猪肉价格上，这一次问题出在蔬菜价格上，粮价增长也偏高，起了强化的作用。很显然，这是一个供给不足问题，气候或生猪瘟疫等自然灾害是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房地产的长期过度发展、不合适的城市化模式(摊大饼)使得优质耕地大幅减少，这可以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及中西部地区大城市的扩张看出来，城市周边优质农田在急剧减少。从统计上看，耕地总面积没有减少，但通过动态平衡而增加的新耕地与减少的优质耕地不可比，其土地生产率仅及后者的1/3或更低。二是国家近几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但主要是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等，而对农村生产性设施如水利、技术投入等长期性投资明显不足。三是运输成本高和流通环节经营不规范等加剧了蔬菜等鲜活食品供应紧张。蔬菜生产基地的转移应能解决蔬菜供给问题，但气候原因和运输成本高，导致供给不足、价格飞涨。四是国际油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冲击，既有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不可控因素，又有我国经济长期保持过高增长这一内在原因。此次国际油价大幅攀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及美元的大量供给，拉动油价回升；二是中东及北非政治危机导致国际油价上升；三是中国因素的作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特别是投资出现了过热趋势显著地拉高了国际油价。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国际油价的大幅上升，其中中国因素(即我国的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增长速度偏高)是更根本的原因。国际商品价格继续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投资需求过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所谓“输入型”物价上涨(或通胀)是先“输出”，后“输入”，解决的办法是压低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

    通过以上分析，调控价格的对策就比较清楚了。首先，要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合理地确定经济增长调控区间。从有利于抑制“输入型通胀”及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两方面考虑，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运行区间宜定在7%—9%范围内，超过9%的高增长需要通过宏观经济适度紧缩政策来促使其向下调整；低于7%的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要明显放松。这里最根本的是要降低投资增长速度，扩大消费，逐步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其次，要改变城市建设模式，改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模式为“紧凑化”的城市发展模式，走“严控土地增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新路，抑制优质土地不断减少的趋势。这需要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方面要对城市规划的布局总取向做重大修正，交通问题、住房问题主要靠集中化而不是向郊区分散化来解决，加强对老城区的改造升级，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另一方面，要放松房屋建设的容积率限制，鼓励建高楼，节约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三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主要是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四是从提高物流业的运行效率和整顿、规范流通市场秩序两方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