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上海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突出的瓶颈制约。我们需要进一步优化选择、强化动能，壮大城市承载力，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优化创业经营环境，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降低长三角区域间交易成本
作为我国的特大型中心城市，上海城市承载力在新的发展阶段遭遇到两大制约因素：一是可供开发和使用的土地面积及城市空间越来越少，许多郊县已同主城区连成一片；二是公共基础设施的负荷越来越重。
要壮大城市承载力，当务之急在于拓展经济和生活活动的空间，即全面推进上海融入长三角。首先，将不具备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而把重点放在积极吸纳新的产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上。其次，将本地大型骨干企业的一些配套流程迁往长三角，充分利用本区域制造业的集群实力。最后，建立统一的区域劳动力流动平台，鼓励人才自由选择。
此外，上海与长三角的经济互动还存在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由于区域间交易成本居高难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转移和跨区域的企业关联，进而影响到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平台的广度和厚度。具体来说，这些交易成本大致包括：在某些时段、特定路段经常堵车造成时间损耗；区域间存在各类行政性、制度性堡垒造成协商成本偏高；区域间物品运输成本和运输损耗，即所谓“冰山”成本。
由于区域间交易成本较高，使得大量低端、耗能企业宁愿支付更高的租金和劳动力工资而留在上海。同时，区域间上下游企业的经济关联与人才充分流动也受到影响。就此而言，要拓展上海的发展空间，必须深化改革，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力度，创新区域融合，淡化行政隔阂，切实降低区域间交易成本，使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融合。
实施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制
上海不是金融机构总部最多的城市，在金融政策信息和经济信息方面并不拥有太多的优势，许多宝贵的上市公司资源也无法独占。“十二五”时期，上海必须加倍努力，借助于制度创新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壮大。
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机构的集聚地。上海应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交易环境，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总部入驻。同时，下大力气培育扶植一批有影响力的本地金融机构。金融机构集聚有助于形成金融信息和经济信息的空间集聚，提高信息质量。信息的集聚、结合还会产生互补效应，形成和生产新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有必要打造符合市场规律和语境、有全球影响力的财经信息发布平台和机制。
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是部分金融产品交易的定价中心。目前，上海的金融市场交易规模较大，但定价能力很弱，这与参与主体的类型和能力有关。下一步，上海金融市场应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引进具有全球视野的投资者和交易主体。
证券市场建设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交易所从传统的会员制改为现代公司制是国际证券界一个令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包括纽约、纳斯达克、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在内的许多证券交易所都已先后改为公司制并挂牌上市。证券交易所公司操作性较强，其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优化交易所的治理结构，改善证券管理体制。公司化的证券交易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法人，会对证券市场的产品创新需求、交易服务需求等及时作出响应，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从而为金融创新提供较大的动能。
发展服务业并不排斥“传统工业”
上海曾经拥有庞大的颇具影响力的轻工业产品，但后来大多陨落、凋谢。有的品牌虽然得以保留，市场号召力却大为下降。企业沉寂与产品和产业的特性有关，品牌陨落却需要我们从深层次来寻找原因。
有观点认为，轻工业产品品牌陨落是产业转型的必然结果，发展现代服务业势必对“传统工业”有所舍弃。这一看法很值得商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意味着要排斥所有的“传统工业”。以上海家电业为例，它的萎缩当初并不是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主动放弃，而是产品和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后的无奈被动舍弃。不对类似现象作深刻反思，我们就很难在优化生产经营环境、提高本地企业竞争力方面有长足进展。
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地优化创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环境，以“放水养鱼”的心态和思路培育、扶持企业成长，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类民营企业。在国有资产的管理上，要放弃对企业的“父爱主义”呵护。
其次，要注重对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爱护和引进。一方面，造就优秀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必须建立真正的企业家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给经营管理人员不断提高能力带来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切实改变那种偏好将经营管理人才放进政府行政体系中加以提拔的“重政轻商”做法。
最后，要降低上海的生活成本。随着以房价上涨为核心内容的生活成本上升，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人才在沪工作生活、创业创新面临繁重挑战。全力降低上海的生活成本，不仅是提高市民福利水平和幸福度的需要，也是持续性吸引人才、不断优化城市环境的需要。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