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法律上所确立的原则和机制也常常为司法的“潜规则”所规避和架空。刑事诉讼的架构并没有沿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努力确立法官居中裁决、警方和检方的主张要在法庭上得到确认的“三角模式”，司法实践中，公检法联席办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协调办案”以及公安机关地位逐年提高，都使得警方在刑事诉讼中成为最重要的主体，我们仍然延续着警方制作好“饭菜”、检方照端、法院照着吃的“线性结构”。
10年前，河南柘城县村民赵振晌和邻居赵作海打架后失踪。1年多后，村民发现一具无头尸体，以为死者就是赵振晌。家属报警后，警方将赵作海带走，后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2年执行。10年后，赵振晌回到村里。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大河网5月9日）
这几乎是五年前的湖北佘祥林案的翻版，一样地无辜被当作了“杀人犯”，一样是“死者”复活而洗了冤屈。靠“死者”的复活来赢得正义，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五年来，冤案的平反仍然摆脱不了诡异、离奇，让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也要挠破脑袋，这不禁让我们担心，还有多少无辜者要被制造成“杀人犯”投进监狱，又有多少囚犯在监狱中翘首以待“死者”复活、真凶出现？
这两起冤案其实并不难以避免。证据之一在于，作为现代高科技产物，号称“证据之王”的DNA鉴定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佘祥林被指控杀妻源于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既然如此，为何不对这具女尸进行DNA鉴定，以确定是否是佘的妻子呢？事实上，在发现无名女尸之时，就有两家人在现场哭着认尸。而赵作海被认作“杀人犯”同样是在因为在井里发现一具无名尸体，不过，蹊跷的是，在赵作海无辜坐牢11年后的今天，商丘市公、检、法三机关才指出“商丘市公安局要抓紧对无名男尸作DNA鉴定，确认真实身份立案调查”，当初他们又在干什么了呢？证据之二是，两起案件的当事人或者证人都遭受到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佘祥林受到刑讯逼供自不必多说，而赵作海则是“被抓后，先关了44天，也打了44天”，甚至证人赵作海前妻赵小齐、赵作海的相好甘花同样遭受到警方的长期殴打。如果我们有完备的“沉默权”制度或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违反当事人意志的证据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吗？证据之三，是案发的时间认定明显离谱，赵作海与赵振晌发生斗殴是在1997年10月，而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于1998年2月15日到公安机关报案，也称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失踪，但商丘市中院审理认定的情况居然是“1999年5月的一天，赵作海与素有暧昧关系的同村一妇女甘花发生关系时，被村民赵振晌看到。”如此离谱的案发时间认定又是怎样逃脱一审、二审和复核法官的“法眼”呢？
佘祥林案发是1994年，第一次判决在1994年，终审是在1998年，赵作海案发在1999年，终审是在2002年，虽然两个案件都不是在今天作出的判决，但从1994年到2002年，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无罪推定”原则被确立。但是，赵作海仍然逃脱不了像佘祥林一样依靠“死者”复活洗冤的命运，其根子在法律上的高蹈原则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机制和程序来保障。比如，刑讯逼供的危害众所周知，然而，国外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并没有建立。被告人没有权利就刑讯逼供问题单独进行听证，不能就此问题上诉和要求提供人身保护；对于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由谁来举证，被告人和控方的证明标准是什么，都没有确立；警方重大案件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也没有建立。实践中，最多由警察出庭表示没有刑讯逼供了事，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的排除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甚至许多法律上所确立的原则和机制也常常为司法的“潜规则”所规避和架空。刑事诉讼的架构并没有沿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努力确立法官居中裁决、警方和检方的主张要在法庭上得到确认的“三角模式”，司法实践中，公检法联席办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协调办案”以及公安机关地位逐年提高，都使得警方在刑事诉讼中成为最重要的主体，我们仍然延续着警方制作好“饭菜”、检方照端、法院照着吃的“线性结构”。特别是重特大案件中，公检法同样赋予了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重任，司法的独立审判机制遭受扭曲，制约与监督机能正在萎缩。
今天，我们反思赵作海案，不仅是要纠正错案，追究其他人员的责任，更应当反思这些年来，我们刑事司法中还存在着哪些漏洞，更应当大力清理司法中的“潜规则”，要通过完善机制和程序来保障司法独立，发挥监督和制约的功能，防范类似的冤案一演再演。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