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化的反思，早在1950年代末就已开始。当时有一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文化思潮在欧洲风行，其理论核心在于否定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也被称为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由于该理论重“破”而不重“立”，最终走向了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而趋于衰落。到了1970年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流派开始在美国兴起，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小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等，他们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出发，通过对现代性的质疑以及对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中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套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后现代整体有机论、后现代生态文明观以及后现代创造观等被视为该体系的三大理论支柱。笔者以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这三大主要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现代整体有机论：一切实体都是平等的主体，都与其他实体存在相互依赖的内在联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批判17世纪以来的机械实体论(即把每一个个体存在都视为孤立的实体，否认自我与其他事物之间是相互规定、相互制约的，从而割裂了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整体有机论。美国过程哲学的创立者怀特海的基本观点是：一切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目的，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实体组成的有机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一切实体都是平等的主体，每一个实体都与其他实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内在联系，个体是作为整体的一员而存在的，个体只有投身于整体的复杂关系网中才是有价值的。大卫·格里芬指出，后现代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这种意识深刻地认识到，个人利益和他(或她)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整体的利益是分不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查尔斯·伯奇曾列举了卡尔·普里布拉姆制作的大脑全息摄影模型来说明整体有机论：这个模型与绝大多数大脑生理学家提出的严格的机械模型不同，它显示出图像不是通过物体和照片上的点一一对应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果某些脑细胞被移开，那么它破坏的不只是图像的某些部位，而是影响了整个图像的清晰度，也就是说，图像反映的是一个由众多脑细胞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结果，这便是一个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否定机械实体论的典型事例。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前不久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对于本国未来应当承担的具体减排任务分歧严重，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十分尖锐，这显然背离了大会的初衷。之所以出现此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关各方从一开始就过分强调自身的成本收益核算，最后导致了发达国家企图为其工业化时期的历史“罪孽”赖账，而发展中国家则以欠发达为理由拒绝大幅度减排。很显然，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够像气候问题这样真正具有全球性，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不分种族、肤色、信仰、贫富、年龄、强弱，当面对气候时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人的行为都会影响他人，而任何人又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同时谁也无法独力擎天。今天的人类，要想真正在应对气候问题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摒弃狭隘的国家和地区利益观，树立起一种高远的整合意识，只有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各国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相互取长补短，协同行动，共同面对地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后现代生态文明观：世界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而是一个有待照料的大花园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他们指出：人不是独立于世界万物的实体，而是与世界纠缠在一起的，人就是世界的成分，地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有机整体，按生态法则组合和运转，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子系统相互之间彼此依存，不存在谁优谁劣、谁特殊谁不特殊的问题。人类并非地球的中心，而只是作为地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依存，因此永远无法摆脱生态法则的支配。正如加拿大学者E·温克勒所言：“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后现代生态文明观的首要准则是：若一事物保持生态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好，那它准是对的，反之必错。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试图重新恢复有机论的“返魅”的世界观，但不主张简单地回归传统，其目的是要在对现代性辩证否定的基础上，立足于一个更高的层次，提倡一种人类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后现代生态文明观。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特别强调保护地球资源的重要性，反对现代化进程中那种疯狂掠夺和肆意破坏地球资源的行为，提出要立即控制按人类随意判断而进行的任意改造地球的活动。美国学者费雷德里克·费雷指出：“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
后现代创造观：最推崇创造性人生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的人，最推崇的人生是创造性人生，最推崇的活动是创造性活动。大卫·格里芬认为：创造性是人性的基本方面。但这里的“创造”与以往现代性的创造观是有区别的。现代性的创造观或者用机械论的方式理解创造，或者把创造看作是随心所欲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西方传统的少数天才人物的创造观，通过阐发创造是人的天性来激发普通人的创造性。实际上，正是因为在创造观上的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才将自己与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彻底区别开来，尽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批判现代性，但它更强调对现代性的超越、修正和建构，充分体现了开放、灵活、宽容的理论品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化已经使人类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它的消极方面而无视这些进步。大卫·格里芬明确指出：“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宗教的和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复强调每个人都具有创造的潜能，就如福柯所言：“人生劳作的主要兴趣是使自己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思现代社会的一整套规定性制度，在他们看来，在家庭关系中，成人掌握着话语权，用清规戒律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在知识社会中，专家是真理的代表，许多人追随专家或学者，以为一切困惑即可迎刃而解；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理念，生而有之的辨知能力萎缩了，不能自己去能动地认知世界，因此，只有超越现有的知识和衡量标准体系，才能有自由的创造。
很显然，只有那些融入了自身创造的行动，才能真正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动；否则，如果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为你制定好的行动方案，是很难持久的。
最后应该明确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较新潮的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产生的时间并不长，理论体系也还不十分完整，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理论，如上述的三个方面，都具积极意义和可资借鉴的地方，我们有必要重视这一理论流派的学术走向及影响。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