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量越南籍女子来华，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最后大都嫁到广东西部山区。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结婚生子后，她们的子女多为黑户。(2月4日《南方农村报》)
近几天，“越南新娘”这个词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了。1月25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江津民工洪林近日办了出国护照，准备去越南捞一个洋媳妇儿。现在看来，比这位重庆小伙提前的不在少数，并且，他们已经成了家、立了业、生了娃，只不过问题是，这些天上掉下来的“越南媳妇”没有户口，他们的子女当然也无法享受正当的公民权益了。
找个外国媳妇——听起来，好像是件非常美妙、非常浪漫的事。这样的浪漫之事在作家林语堂的笔下就成了这样的设想：娶一个日本女人做太太、找一个法国女人谈恋爱、雇一个中国女人当厨师、找一个英国女人管家料理家政。问题是，如果林语堂先生生活在窘境之中，如同重庆小伙洪林，或者如同我国西南部山区的贫困男人，相信林先生再浪漫的设想也会委屈成“找一个越南媳妇过日子”吧。
莎士比亚说，恋爱是盲目的，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所干的傻事。现在看来，“越南新娘”及家庭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可是，谁也无法替代“越南新娘”给我国这些贫困家庭所起的进步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越南新娘”，这些贫困山区的农民们，可能还生活在更为悲惨的境况之中。我们又能明白和体会，他们在做傻事的同时，又享受到了怎样的幸福与快乐？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几天前广东某官员“呼唤社会关注农民工阶层的性饥饿”的新闻。的确，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们，为了能让家里人不再挨饿，只能选择牺牲掉性满足的权利。照此道理，那些贫困山区的农民们，那些半生未有家庭和女人的老男人们，何尝不需要社会对他们的性关怀呢？要知道，在若干年后，我国男性人数将超过女性4000万还要多，男多于女的现实局面已经形成——贫困成年男子能否娶到媳妇，自然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话题。
“越南新娘”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算不提国际主义精神，之于社会现实，却也应该有些苦劳和功劳吧。更何况，他们还为我国农民生了娃。所以，对于“越南新娘”的问题，我们已然无法逃避，甚至无法拒绝——即便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便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即便他们也有一己之私……
也许现实中有无数条条框框，并且被冠之以“法律”之名，但是世界上却还有一种高于法律的人性精神，那就是——宽容。人性最伟大的美德与品质当属“宽容”二字，空想社会主义哲学家欧文曾说，宽容是文明的唯一考核，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在人性与宽容面前，“越南新娘”们那些不可能办到的证件，以及他们的肤色和语言，都可以被整个社会包容，就像他们的丈夫那样。
我们不能眼睁睁着看着一个群体失去公民权利，更包括他们的受教育权。这个时候，历史的因素归历史，现实的关爱归关爱，法律和规程设立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他们上学，相反是为了更多的人有学可上。只要我们明白这一点，“越南新娘”及子女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反思，男女比例失调的语境下，谁为关怀贫困地区的家庭婚姻问题？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