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王朔现象”成就“痞子文化”

2009年01月04日 06:50   来源:中国经济网   至善若水

 专题:改革开放30年系列述评之1988 1987 1986 1985 1984 1983 1982 1981 1980 1979 1978

  1988年,王朔的四部小说被陆续搬上大银幕,它们是米家山执导的《顽主》、夏钢执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以及叶大鹰执导的《大喘气》。这一年因此被称为“王朔电影年”。“那是我第一次在社会上有了知名度,有些不成器的人羡慕我。”在书中,王朔这样评价自己那一年的意气风发。

  文学评论家朱大可说:“似乎只有王朔的小说才真正支配了民众的流行趣味。”他的痞气,他的调侃,他的玩世不恭,他的京味口语,在上世纪80年代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加之在那一时期,中国小说不是充满虚伪说教的反思寻根文学,就是艰深晦涩落入叙事游戏的先锋小说。在这种文学环境中,王朔充满痞气的通俗小说脱颖而出。

  1980年代后期,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的思维遭到极大冲击,一部分人在这个时候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语言和思想行动开始变化,他们颠覆语言,以自嘲的形式掩饰自尊,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社会和人,用平淡、无聊和荒诞的生活场景反讽社会。在这种心态下,成就了“玩世现实主义”风格。于是,痞子文化开始出现。王朔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一开始,人们基本上还是把王朔小说当成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有趣的文学作品来读的,但不久之后,其对整个社会的颠覆性意义便显露了出来。不管1980年代那十年里有多少牛哄哄的新东西,也不管有多少人不喜欢王朔小说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痞气、匪气、流氓气,但到头来,真正完成一场文学革命的还是王朔的这些痞里痞气的作品--这种革命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而且承载了一个时代价值观的转变。后来,人们把他的这种划时代意义概括为三个字:说人话。

  王朔作品创造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语录,已是那个时代坊间的流行语,他的民间语言用调侃的方式来躲避崇高。而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许多读者看世界的眼光。一位老一代文人这样评价王朔:“明明是对非道德现象表示忧虑,他非说你是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不可;你追求信仰,他说你弱智;你呼唤精神,他说先得解决温饱;你反对物质主义,他说你反世俗,反现代化。”

  边缘人生、民间话语、颓废气息、反叛精神、自我认同、拒绝崇高、道德虚无等等,评论家们从王朔的作品中读出了很多精神内涵。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能满足对1980年代百家争鸣的情状心怀幻想的知识分子呢?于是,王朔的另外一些头衔--“痞子作家”、“流氓文学”也被不断地重复,并且产生较大的回声,并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演变成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学者王晓明等人,以王朔作为靶子,对道德堕落、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艺术创造力贫乏等等深表忧虑。王朔本人对这场讨论不以为然,连讥带讽。其实他大可不必忿然,与其说这些人是在说他,不如说他们是在担心自己,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感到焦虑。

  王朔现象成为19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人文精神”论争的中心话题之一。一些人认为,王朔选择这种与读者贴近的市民姿态使文坛呈现出多元的创作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一部分人认为,王朔的这种写作姿态是一种放弃道德和理想的“媚俗”的姿态,而这种姿态标志着知识分子一直奉行的人文精神在这个商品化、世俗化时代的失落。与一个具体的结论相比较,这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思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经济基础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转变。如果脱离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对文化转型的制约,那么对迅速发展的大众文化进行全面否定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对于因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形成的社会心理,如果没有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加以分析,而只把这种心理作为批判对象,那么这种批判带来的回应只能是空虚的道德审判。我们应该对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做出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清理工作,而这项工作,显然关系到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状况的评价,影响到文化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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