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中国学会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副作用”

　专题：改革开放30年系列述评之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1990　1989　1988　1987　1986　1985　1984　1983　1982　1981　1980　1979　1978

    1998年夏天，中国曾经遭遇从南到北大范围的洪涝灾害，史称“九八抗洪”。中国人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学会谦卑也学会了如何和谐相处，洪水中无数人表现出无私与忘我的精神被定义为“九八抗洪精神”。治水在于疏导，早在几千年的中国人大禹就总结出了这个道理，1998年，中国人不但利用这个思维应对了洪水，也同样用来应对金融风险。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地球村”的概念不仅是一个所谓的地理概念，更多的则是通过经济全球化而使得国家的界限模糊，全球化更加具象了。当跨国公司通过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以及科技全球化而形成了新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时，必须承认和需要面对的是--在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遭遇时，会有什么样的际遇呢？思考这个问题的意义是看清世界经济的走向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进行得安稳和更长远。改革开放政策在另一个层面上，实际上就是让中国的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体系中，这其中需要明确两个概念：其一，融入不代表失去独立和放弃经济，特别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权利；其二，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恐惧经济全球化存在副作用而放弃改革开放，放弃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初衷。

    1997年，震惊世界、影响深远的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了。距离风暴中心最近的中国以稳健和睿智的金融政策规避了金融风暴的冲击，同时还利用改革开放二十年所积蓄的金融实力，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香港地区击退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中国人在庆幸是改革开放为中国赢得了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初步见识到了国家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巨大风险--经济全球化不可能都是遍地黄金，弯腰可拾起，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日本、泰国等国家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悲惨”境遇绝对是前车之鉴。

    1998年5月12日，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发表讲话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同样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从发展趋势看，各国政府越来越注重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由此形成了中国在国家层面上防范金融风险的共识--只有沉着应付，趋利避害，才能掌握主动权。

    中国领导集体已经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国际合作不可能缩小，反而将越来越广泛，金融市场的影响和渗透难以避免。防范金融风险最好的办法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最根本的是要把经济工作做好，以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能够引以为鉴的是，要搞好金融监管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6月2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同时成立。中央金融工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派出机关。成立这一机关，是为了保证金融机构建立垂直领导的体制，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温家宝同志出任中央金融工委书记。1998年春天，中国产生了新一届的政府，朱镕基在当选总理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有过两段经典的论述，“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无疑也是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应对金融风险的决心；“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中国金融改革预定的进程，也不会影响中国金融保险事业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句话告诉了世界，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愿望和信心是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存在“副作用”而动摇的。

    当历史走过2008年后，它也证明了：在1998年，中国人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