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法官收黑钱一事，在国内包括武汉的媒体曝光下，一天之内就有了处理结果。到汉“善后”的团队，分别受了不同级别的处分。
非常明显，当事人，尤其是索黑钱的法官，不应只受到“处分”这样的处理，这种行为应该追究刑责，否则，不足以“儆尤”。
坊子区法院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做出反应并公布处罚决定，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危机公关”。媒体效应所需要的，第一是迅速反应，假设对于媒体曝光，众人静待的问题事件，当事者和主管者没有反应，会被认为无视舆论。第二是迅速处理。问题事件的当事人，不被迅速的处理，难以平息民怨，愤怒会因为反应迟滞而升级。第三是丢卒保车。以山东法官事件为例，“善后团队”中的领导曾说，法官的黑钱是交到了组织。假如法官是私吞黑钱，是个人问题，法官的黑钱交到团体，是整个法院的环境问题，进而会让人猜测是“潜规则”。处理当事人，可斩断“联想”。
迅速反应，迅速处理，以达到渡过危机，斩叶保根，现在已是“组织机关”面对舆论的一种技术。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官员在舆论风口浪尖上引咎辞职，而在风浪平息后悄然复职。
“舆论”因其公开性和一过性，被视为第四种权力。当某一事件成为舆论焦点时，有可能整个事件的走向被更改，不会循着长官意志前进，也不会循着法治程序前进。在舆论介入社会事件的初始状态，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助推解决之功效，然而，就像某种抗生素用长，就会遭遇抗体以致失效一样，如今，舆论导致事件的解决模式，已有了技术屏障。尤其是那些头天问题被曝光，次日处分就出台的事件，尤其可以看到“公关痕迹”。
当然，从结果上来看，处理比不处理好，丢卒保车比完全包庇要好。但是这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个佘祥林，曝光了，出狱了，赔偿46万。一个赵作海，曝光了，出狱了，赔偿65万。除了金额在涨，事情的实质没有任何进步。山东一个法官黑钱了，处分了，这个法官以后或许会不黑钱，或许黑钱会更小心不让摄到，或许会即便摄到不让曝光。但会不会有别的法官蹈覆辙，别的当事人被讹诈，很难说。法治有没有进步，舆论监督有没有动到根本，很难说。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