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部门失去监管阵地，并让这阵地变成假记者敲诈勒索的平台，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矿主们的不法行为有多隐蔽，而是各种利益使然。唯有利益牵连，才会让监管和问责患上“软骨病”。
“当记者”，在山西省忻州已渐渐成为城乡无业青年的一种“职业”。这里已经出现了忻府区合索、曹张乡的令狐庄和原平市的神山村等当地闻名的“记者村”。这些“记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利用煤矿诈钱。(《重庆晚报》3月22日报道)
公权力缺少监管，背后必有魅影，而这魅影来自何方？从制度层面看，是因为缺乏对监管者不作为的强有力问责；从价值层面看，是行政管理者和矿主对矿工生命安全的双重漠视，他们重视的只是GDP和利润。从法律层面看，则是法律不被信仰、执法者拿法律当儿戏。
笔者很难理解，几个假冒记者都能揪住不法矿主的“小辫子”，何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就很难发现问题呢？如果监管部门切实起到了监管作用，恐怕也轮不到假记者们钻空子。如果执法部门严格执法，矿主们就会深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根本没必要花钱打发假记者们。打发了假记者就能自保，这只能说明，监管防线不堪一击甚至是几乎不存在监管。
山西这些年矿难不少，很多矿难之后都有瞒报的现象，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前的报道内容可以看出，瞒报不仅仅是矿主所为，而且一般都有监管部门参与瞒报以混淆视听，为的不过是保住头上的“官帽”和既得的不法利益。由此可知，监管部门失去监管阵地，并让这阵地变成假记者敲诈勒索的平台，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矿主们的不法行为有多隐蔽，而是各种利益使然。唯有利益牵连，才会让监管和问责患上“软骨病”，才会让他们无视种种生产隐患对矿工生命的威胁，才会让他们漠视生命的可贵与法律的尊严。
假记者村的出现，弱化和搅乱了真正的媒体监督，体现的是可怕的监管空白，而这监管空白背后的利益链条到底是什么？假记者村的生存土壤是如何“培育”出来的？这才是我们应该追问的。仅仅只是这些人无法无天吗？如果把假记者村当作一条线索，笔者希望，有关部门能顺藤摸瓜，查查还有多少假监管者、假执法者。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