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各地政府将根据自己情况决定实现允许异地高考的最后实现年限。（3月2日新华网）
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影响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异地高考的改革难度可见一斑。换个角度看，既然北上广考生的现实权益不容触动，那么公众对改革成效的期望值难免大打折扣，莫非要继续扩招把蛋糕做大不成？
异地高考的问题背后，是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更是各地高考难度巨大差异下的必然产物。同样的学习成绩，在山东、河南等地也许只能上个二本，到了北上广却可以昂首进入北大清华，你让这些考生如何满意现有的高考制度？北上广考生的权益长期得到过度保护，其他省份的考生就活该继续忍受下去？因为生而不公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所有的改革难题莫不如此，必然遭到利益集团的阻挠，理由和借口又总是千篇一律——中国国情。要知道，国情并不是天然如此的，眼看着一些阶层和特殊群体的利益不断固化而不敢动刀，这恐怕才是最大的国情。诚如这位副部长所说，改革的难度就在于“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异地高考涉及的利益之广、影响之大，也许真不是教育部可以协调解决的，这就需要高层在制度顶层设计上拿出更多的勇气和办法，勇破利益坚冰，动点真格的。
所以，户籍改革必须提速，捆绑在这页纸上的种种利益理应不断被去除，因为生而平等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高考公平对无数寒门学子而言就是起点公平。诚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现实，北上广考生的正当权益也需保护，所以高考制度改革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小步不停，但改革的方向不容模糊——蛋糕就这么大，怎么切能保全所有人的利益？
当一些不当权益不容触碰时，就必然会演化为特权，而以保护特权为前提的改革必然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成果。如此看来，异地高考也许从来都不是技术难题，而是一道立场和态度上的选择题，其答案决定了改革的成败。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