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就“昆明‘城管’错打死少年”事件，当地政府部门开了一个不到五分钟的通气会，大桥镇街道办发言人和公安局发言人念完稿子就走人，连发言人的名字都不肯透露，被愤怒的记者们团团围住。一位忍无可忍的央视女记者讥讽那个一问三不知的当地官员：“你本身也成新闻了”。她命摄影记者：“拍照片，上微博！”
拜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所赐，更因为这个社会的有所进步，以前，从不知晓别处坏消息的芸芸草民，终于有了一点知情的渠道——网络。
但是，这个社会的进步还没能与经济发展同步。不少政府部门的官员，仍然把自己看作社会的统治者，而不是受聘于民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尽管“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党中央对各级政府的要求，真正落实起来，仍然有不小的难度。
就拿这次通气会来说，于昆明当地的有关部门，多半也是无奈之举——为应付上级领导尽快平息事件的要求，为应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有了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前车之鉴”，本该互动的新闻发布会，缩水为从上而下的“通气”。记者提问、采访的权利，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了。
追根溯源，王勇平们的悲剧，很多时候不能开罪于他们本人。新闻发言人原是舶来品，《浅析中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一文，对中西方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做了如下诠释——
中国：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是代表政府回应社会公众、宣传政策的方式和方法。
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以美国式定义为例，是“新闻发布官-新闻负责人”，其英语原文“presspublicrelationchief（新闻和公共关系行政）”直接外化了“公共关系”的目标指向，突出了政府公关的诉求（摘自《实用新闻发布学》新华出版社出版）。
面对消息更灵通、更执着于新闻使命的记者，那些毫无政府公关意识、又代表政府部门回应公众、还身兼宣传任务的各级新闻发言人，他们的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慌不择路、洋相百出，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新闻发言人甚至成了一个“高危”职业。他们的各种笑柄式的“名言”，将成为当代新闻史上标注中国特色新闻制度的深刻烙印——
“法律不是挡箭牌”；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这是一个奇迹”；
“这是国家机密”；
……
到了昆明大桥镇这里，干脆，连新闻发言人姓甚名谁，也成了机密。
在基层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通常由各部门的负责人或代表担任。对这些习惯了颐指气使一呼百应、习惯了迎来送往互相吹捧、习惯了来自下属和群众笑脸的官老爷来说，他们怎么可能同时是称职的新闻发言人？他们怎么可能在突发事件之后第一时间面对记者，以诚恳的态度和专业的知识代表政府部门作间接的述职，避免对立、消除误解、传递诚意？他们根本就没有公民知情权这个概念，更不懂媒体的需要。或许，他们更习惯于躲在宣传部的禁令后面，过计划经济时代的好日子。
新闻发言人，本来应该是信息公开的助推器，是社会和谐的灭火器。在有些地方，这一职业却成了新闻通稿播放器，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成了渎职官僚的挡箭牌。
政府部门应当明白，选择与媒体合作，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必然之路。媒体的良好监督，是这个社会不至于溃败到不可救药的第一道天然屏障。想回到媒体纯粹是喉舌的时代，已无可能。除非，今上们愿意逆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重走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文明的老路。
我想，到了中国的大小官员主动放下身段，去倾听百姓呼声的那天，新闻发言人的“高危性质”才会消解。这个岗位上的人，才会博得国民的尊敬。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