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近日连续载文，评论中国城市管理者与报摊之间的矛盾，我今天也来凑个热闹，用我自己卖报的亲身经历，来说说我们报摊的苦衷，也希望城市管理者及方方面面，给经营报摊的弱势群体更多些人文关怀。说出来恐怕被人好笑，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成人后最伤心的一次流泪，不是在亲人的葬礼上，更不是在家庭生活琐事中，而是在经营报摊第一天的晚宴上，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经营报摊真的不容易！
受中央“县级党委不得办党报”的政策影响，我所在的江苏省《仪征日报》，2003年12月31日出完最后一期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我因为没有事业编制，被一次性买断工龄而失业。失去工作后，为了生活，我不断地奔波于市区各个单位和人才市场，希望能找到一个谋生之路。2004年1月16日，就在我急白头发之时,打探到了市城市管理局即将公开竞卖“最后一批报刊亭”的消息。我立即怀揣买断工龄的钱，到城市管理局去登记备案，要求参加公开竞购。在18日的竞购中，我出价每月上缴城管局报刊亭占道经营费160元竞购报刊亭，被别人恶意抬价到200元，我失去竞标的机会。19日，市城管局负责招投标的人通知我去交钱，按别人的投标价即每月上缴城管局占道经营费200元，拿下我所看中的报刊亭。经过短暂思考，我交上了8000元报刊亭制作费和第一年的2400元占道经营费后，签订了承租合同，竞购下了这个报刊亭的10年经营权。后来得知，这是招标负责人为了抬高报刊亭上缴金，专门找些人来抬高喊价的，等于说，报刊亭才拿到手，我就被“黑”了一回，而且是长期地背着这个“黑”。
经过简单地准备，正月初八，也就是传统的机关上班第一天，以为名字最后一个字命名的“真州日月明”报刊亭正式开门营业了，记得第一天只批发了15份《扬子晚报》、5份《现代快报》、2份《南京晨报》、2份《扬州晚报》，还有一些书刊和香烟、矿泉水、电话滋卡等杂货商品。原《仪征日报》社的总编汪向荣，送来了两个大花篮，对我失业后开店表示祝贺，当时的心里是热呼呼的。热闹过后是寂寞。当前来祝贺的朋友散尽，我一个人孤伶伶地坐地报刊亭中，等候着路人停下来，买走一份报刊，那种期待的心情，那种期盼的眼神，真是一言难尽啊。傍晚，我盘点一天的经营，扣除成本才赚了6.30元，连交城管局的占道经营费都不够。正在转业在家协调分配的54集团军战友郑兴春得知我开业了，在顺水楼大酒店专门摆个台子
为我祝贺，在举杯回敬诉说开店情况时，我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当着一桌战友的面，大哭了一场。谁能承受得了这样的角色转换呢，一个月前，还是党报的记者，天天城乡到处转，天天发新闻，不说自己在新闻战线有多大成就，也是经常获得省市新闻奖的人，政策一变，工作就没有了，生活无着落了，甚至连与世人交流的平台都没了，想到这些，情不自禁地悲从中来。
哭是没有用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打拼，一切都得从头再来。报刊亭只有5平方米，店小，手续不少，按照仪征市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办法，我是可以享受“失业人员再就业优惠政策”的，工商执照减半，却收了我600元，卫生许可证245元（另加480元检查费，第一年找人办的，没有交，第二年我拒付了），烟草许可证、文化许可证、健康证……一个一个事必躬亲，等全办好了，半年过去了，我也成功地找到了现在的打工岗位，将报刊亭租赁给别人。
之所以租赁而不转让，是因为我现在所处的岗位不是铁饭碗，一有风吹草动，我还得靠报刊亭来谋生，这是我的生存底线。“真州日月明报刊亭”是我失业后的第一根救命稻草，也是我第一次人生创业的起点，更是我脱离集体后与社会接触的平台。报摊也是精神文明传播载体，每销出去一张报纸，就会多个人接受党的声音教诲；每多卖出去一本杂志，就会有一群人接受传统文化和法律法规教育；每为别人服务一次，收回自己劳动所得，我的内心就多一份激动，所以我将永远保留“真州日月明报刊亭”的产权。我相信，随着机关作风的整顿，许多优惠政策越来越向弱势群体的报摊经营者倾斜，报刊亭经营会好起来的。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