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州民间借贷出现的“跑路”事件，深深触动了我的神经。我曾理性地意识到，高利贷疯狂的击鼓传花游戏终究会有终止哨响起的时候，但这回响得有些过早，令我惴惴不安，无所适从。因为，这与我的利益切实相关。
父母于半年前转让了苦心经营十多年的杂货店，留有一点积蓄，曾多次要求我发挥专业优势，帮助其科学理财。父命难违，我自当兢兢业业、潜心思量。一位从事民间资本运营的老乡有心关照，给出我月息2.5分的利率(一万元每月有利息250元)。几万元以出借的方式放在他手里，可观的利息确实令两老喜上眉梢，甚至多次要求追加投资，当然，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均被我劝回，毕竟，这可是我父母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
然而，此次温州事件的发生，令我在忧虑之余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民间借贷为什么会风靡大江南北？其利率为何会如此之高？它的出路又在何方？……
哲学家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民间借贷存在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我想，以下三个理由应该具有说服力，一是它能有效弥补银行资金投放的市场缺位；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在中国表现尤为突出，国有企业、重大项目历来是国内商业银行眼中的宠儿。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在难以获取银行信贷支持的情况下，转而求助于民间借贷，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二是它能帮助企业应对银行现有借贷模式；在银行获得的贷款，凡在到期之日，必须先偿还，然后才能续贷。这为民间资本开展短期拆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企业规避银行的限制性条款提供了策略。三是它具有其他资本无法比拟的时效性和便利性。商业银行放贷前提要有资产抵押、第三方担保、优良资信记录等等要求苛刻、名目繁多的要求，并需要进行尽职调查、信用评估等程序复杂、耗时漫长的前期工作，然而，“涸辙之鱼”是等不及东江之水的。唯有求助于民间资本，才是企业破解资金燃眉之急的有效途径。由此看来，民间贷款至少在当前的中国，还存在着广泛生存的土壤。
今日中午，在与一位长期工作于巴西的挚友聊天得知，在巴西，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12%，1年期平均贷款利率则高达38%。而该国的通货膨胀CPI水平只为6.3%，听到这个数据，我又开始将民间资本利率的畸高嫁祸于中国陈旧的金融机制。在中国，一直未能实现银行利率的市场化操作，浮动利率制度也只徒有虚名，这使得资金的流动无法准确反映资金价值和供需关系。一方面，中国长期的负利率，令民间资本无处循逃。国内7月份CPI高达6.5%，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仅为3.5%，相比之下，与其眼睁睁地看着钞票在银行灰飞烟灭，民众倒不如把积蓄交给“高利贷公司”以图个爽快。另一方面，过低的法定利率，实在无法调动“风险规避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也难以确保银行开展中小企业借贷业务的合理盈利空间。如此以来，国家旨在抑制资金成本过高的美好初衷，却演变成了扼杀中小企业融资的利器。
对资本的趋利性特征，马克思的《资本论》早有阐述：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那么，温州月利率高达1.5角，折合年利率达180%的民间借贷，是否足以让所有人疯狂？众所周知，商品价格最终将由供需关系来决定。那么，既然有这么强劲的市场需求，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抑制这种需求呢？民间借贷的风兴水起，一方面，充分折射出中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资金瓶颈。另一方面，说明管理当局对民间资本缺乏科学的引导和规范。高利贷一直在政府的强力打压下活跃于灰色地带，时刻面临法律制裁的风险，并且其权益和安全又缺乏法律的保障，因此，它必然要追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无形中助推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上涨。所谓“鲧禹治水，成败在乎疏堵不同”，面对汹涌而至的民间资本，唯有正确引导、科学监管，让其运行在阳光下，活跃在市场中，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并且，民间借贷具有其特有的灵活性与便捷性，其资金规模与发展潜力也是不可估量，那么，我们何尝不将其培养成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生力量，使其成为传统银行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呢？
我拥护民间借贷，但无法消除过高利率带来的心理忧患，真诚祈祷父母那点养老金相安无事。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