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经济正值多事之秋。快速爆发的利比亚战乱，日本地震海啸和核辐射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中东和北非局势的不确定性等纷至沓来，这些复杂的负面因素无疑将使全球经济复苏道路“雪上加霜”。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经济复苏，均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就快速推出了规模高达1万亿美元的货币量化宽松措施。2010年9月，美联储又推出了6000亿美元的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连续的举措被视为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遭受许多国家的质疑——此举不仅直接导致了美元贬值，为其他国家出口带来压力，而且可能会触发全球性通货膨胀。
日本实际上长期以来坚持着扩张性货币政策。尤其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下调至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也显示，2010年度日本公共债务相对于GDP的比例已超过200%；地震事件爆发后，日本将推行一个庞大的宽松货币政策计划，从震中救助到灾后重建最终有可能要突破70―100万亿日元(约为5000亿美元)之巨，其运作方式主要以发行国债来扩大货币发行来进行。
与众多发达国家不同的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就针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尤其是CPI高企因素的变化，率先做出了明确的收紧货币的方向选择，从而在全球宽松性货币政策中“一枝独秀”。自去年以来，中国已连续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型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已达到了20%的历史高位；2010年10月以来央行决定连续四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升息幅度达1%。政策频率之高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然而，在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全球经济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紧要关头，中国紧缩性货币似乎面临一场“围攻”。各国扩张性货币政策正在形成合力，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如何突围的两难困境。
外部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了输入型通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铁矿石、原油、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从而具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了2180万吨；另外，中国的铁矿石需求也约占世界的60%以上，钢材需求占50%左右，铜和铝的需求接近40%。然而，近两年国际原油、粮食、金属、铁矿石、稀土等大宗商品价格均大幅上升，其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至29个月高点，国际粮价也达到近两年以来最高，黄金期货价格自2008年末以来已累计上涨70%。受此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态势。如何应对来势凶猛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成为中国政府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实际上，国际上普遍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还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其他冲击。其一，人民币对美元、日元等货币汇率的持续走强，给中国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并直接损害到中国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其二，国际热钱助推资本泡沫。在全球经济走势不明的环境下，投资中国显然能够对国际游资带来汇率上升、高利率的附加收益。虽然中国仍然实施着较为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依然阻挡不了热钱涌入的冲动。据统计，2010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达30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而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为2260亿美元，增长25%。通过各种方式涌入国内的国际资金已经助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其三，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2010年底外汇储备规模为28473.3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美元资产。美元的持续贬值实际上使中国面临着持续的财富缩水；而近来日元似乎也出现了汇率贬值的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也必然要把全球视野放在更高的位置来考虑。在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和通胀双重压力下，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似乎面临两难选择。要实现政策突围，除了要在整体上加强货币政策与国际经济趋势的联动之外，同时还可以综合采取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完善对国际热钱的预警制度和监控制度等举措来加以改善。通过政策组合，确保我国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物价相对稳定、经济稳定发展等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并为全球经济尽快复苏走稳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