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称大学不该有级别，但目前缺制度设计，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近日，就教育改革纲要涉及高校的关键问题和热点话题，纪宝成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3月7日《新京报》)
纪校长一论，貌似有理有据——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充斥着官本位体制与行政权力干预，没有权力授予的权利当然是一种空谈。俨然，在公众满怀信心地期待《教育规划纲要》中“取消大学行政化”这一众望所归的改革之举将要实施时，来自大学体制内的一种声音给我们浇了一盆凉水。这个时候，我们也好像意识到了大学去行政化的真正问题与阻力所在，于是，许多网友不免感慨：纪校长说了句大实话，教育去行政化还得从长计议！
其实，我们如果顺着纪校长的言论推导下去，就不难发现，这种言论虽然有些道理，却是实实在在地在为大学行政化说好话：环境如此，所以大学去行政化只是无用功，相反，教育反而会更加弱势。毋庸讳言，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教育去行政化的反对之声呢？而作为大学行政体制最高身份代表、省部级级别的纪校长，当然也逃不脱体制之的“眼界局限”与“利益纠葛”。在这里，笔者要对纪校长提一点醒、谏几句言，既然谏言的力量有限，也想为大学去行政化多说一点论据。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的政府也是官本位体制，可当时的中国大学却拥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何也？在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尊严要靠自己争取。
先说北大，由京师大学堂转变而来的北京大学先前带有强烈的官办味道，这种味道一直到蔡元培校长的到来。蔡元培初到北大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广纳人才，吸收不同派别的思想精华在一个大学校园中共鸣共放。短短几年内，蔡先生就将北大从“官僚养成所”转化成了“新思想的阵地”，学术与名声也赢得了空前的高涨。
除北大之外，清华国学院成立，“国学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齐聚清华，成就了中国学术史上一段佳话。在那段时期，人人都说军阀政府专制腐败，可就是凭着民国知识分子对于独立和自由的执著追求，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大学时代。
问题的根本在于，教育之尊严在于自己争取，绝非来自于权力之施舍与救济。福柯说，人，其实比你想像的更加自由。对于这句格言，相信对于大学的品格也同样适用——大学，其实比大学校长想像的自由得多。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大学知识分子才敢于为学术献身，大学里才会出现真正的学术成果。按照梁启超先生对于“学”与“术”论述，大学既然有“学”了，社会和权力何尝不想用尊重来换取大学中知识去搞“术(生产力)”呢？所以，去行政化的大学有出路——在于用“真才实学”去争取整个社会的敬仰和刮目。这样的思路，看一看西方的大学就一目了然了，更不必多言。
终究看来，体制内的纪宝成是成不了已经退休的朱清时的——相信，这就是既得利益的最主要表现。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苛求于纪宝成校长们，只是一定要看清楚，千万不要让体制内的“投鼠忌器”言论遮迷了我们前进的眼睛。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