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江苏省委最近提交的一份集体提案，给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不妨先停止私家车上牌一到两年，同时实行满载放行制度，只有社会车辆减少了，公交发展才能有保障。(1月25日《扬子晚报》)
交通拥堵，出行不便，环境恶化……这是与现代化大都市繁荣发展相伴而生的“大城市病”。“病根”很大程度上在于，马路上跑的汽车太多了。大力发展公交，同时减少汽车，可谓对症下药。
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减少汽车以促进公交优先，而在于怎么减。我并不反感“停止私家车上牌一两年，同时实行满载放行制度”中的理想主义色彩，使我深感困惑的是，这个大胆设想中散发出的权力思维。所谓“停止私家车上牌一到两年”，即意味着相关行政部门的介入，这不仅剥夺了公众的消费自主权，并且有操纵汽车市场之嫌。
动辄呼吁权力登场，本质上就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的粗暴管理思维。确实，再没有比停止私家车上牌更直接有效的减少汽车数量的方法了，但汽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暂停上牌一到两年，无疑将是对汽车业的毁灭性打击，这显然是经济发展难以承受之重。我们要城市交通状况的缓解，要低碳，但是也要生活质量的提高，不能不顾一切甚至以社会倒退的代价来实现。从根本上说，在一个汽车社会，这之间已经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完全对立关系。
动辄吁请权力登场，还会营造一种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氛围，这与现代公民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汽车多了影响环境和交通就停发牌照，自行车多了影响经济发展，要不要禁买自行车？如果权力无处不在，无事不管，人们的生活空间只会越来越狭窄。
在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和环境恶化的现实下，私家车数量急剧上升的问题理应受到关注。但要认识到，行政管制应该是穷尽一切非行政化手段之后的最后一道程序。事实上，除了暂停上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公交优先与私家车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关键在于提高管理水平。我国香港地区和日本的人口和汽车密度都很大，但通过科学的管理，依然能够实现良好的出行环境。更何况，就算要限也应该首先从公车限起，公车数量庞大，使用效率却比私家车低很多。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