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债务前景的恶化，新兴经济体很可能将面临如去年下半年一样的全球资本回撤，而且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加剧。事实上，本轮国际资本回流始于去年下半年，2011年三季度以来，随着欧美债务局势越发紧张，投资者纷纷削减包括新兴市场资产在内的高风险头寸，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回撤的迹象愈发明显。
眼下，欧债危机再度发酵，而日本主权债务也惨遭降级，随着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局势恶化，以及美元流动性骤然收紧导致的金融系统信贷困境，使全球资产价格走势出现逆转，避险需求迅速攀升，“去风险化”再次成为短期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选择。
当前，最大的风险依旧来自于希腊债务危机前景的不确定性。政治意愿和选民意愿决定债务局势，然而，希腊政治局势很可能让前期各方的政策努力付之东流。随着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担忧以及西班牙银行业危机的升级，近来欧洲主权债务以及欧洲银行业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价格持续上涨。CDS价格的上升意味着投资者需要更大的风险溢价补偿，这直接导致银行体系债务融资的成本上升，短期流动性持续偏紧。
全球短期流动性的紧张驱动避险资金回流美元，“避风港”效应重启美元升值通道，欧元以及新兴经济体货币兑美元开始大跌，欧元兑美元跌到近两年来的低位。新兴市场货币，如菲律宾比索、韩元、印度卢比等汇价近期也出现大幅贬值。在全球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国际资本回撤以及全球金融市场极度动荡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面临次生性风险值得高度关注。根据笔者的判断，今年下半年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危机还将继续恶化，资本外流恐将成趋势。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背负高达7.6万亿美元的沉重债务，其中七国集团（G7）今年到期的主权债务总额约7.3万亿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全球主要经济体今年所需的再融资规模将超过8万亿美元。据彭博社数据显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规模中，日本和美国占据绝对大头，其中日本将有3万亿美元债务到期，位列第一；美国则将有2.8万亿美元债务到期，居于其次。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投资者在出借资金时可能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这意味着多数债务国将面临借贷成本上升的窘境。
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这使得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形成对债务融资的高度依赖，美国的债务依存度更是创下三十年来的新高。赤字积累导致债务上升，去年刚刚提高的债务上限几乎被挥霍殆尽。根据两党去年达成的协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上限提高2.1万亿至16.4万亿美元，但据美国财长盖特纳估计，在11月总统选举后至今年底前，美国很可能触及16.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美国两党很可能会再次上演“债务悬崖”风暴，进一步引发避险资金的回流。
一旦出现资本的规模回流，为了应对美元升值以及本币恐慌性下跌，许多新兴国家央行将不可避免地抛售美元资产。过去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从约75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1%）增至近6.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9%），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
从未来较长时期看，全球的供需结构将出现逆转，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不断萎缩，新兴经济体出口部门超高速增长的黄金窗口已经过去，将大量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于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效率开始下降，贸易盈余水平将大大降低，而全球的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因素也正发生趋势性改变，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回流以及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较大，各国央行采取干预本币贬值的政策操作空间会越来越小。如果大规模抛售美元储备，很可能很快耗尽各国的外汇储备，进而加剧资本外逃，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为最大限度地规避金融风险，新兴经济体应有针对性加强资本管制。与此同时，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合作，推动彼此之间的货币互换，建立系统性的风险防火墙，共同抵御风险也刻不容缓。
（作者为国家信息预测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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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