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一名12岁孩子的母亲涉嫌诈骗外逃，警察要询问这个孩子被校方拒绝。校长称班主任已掌握警方所需的信息，询问该名小孩并无必要；不鼓励孩子揭发自己的父母，这违背人性。(5月11日《新闻晚报》)
包括教育公安部门、专家律师都称赞校长做得好，“该校长的做法很妥当，既配合了执法人员的工作，也在最大能力范围内保护了未成年人”。不过，我也想赞扬办案民警，既努力完成办案所需要的寻找线索的任务，又配合校长很好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利。
但校长所说的“警察不可以在校园内直接询问学生”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执法人员有调查、刑侦权，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每位公民都有配合、作证的义务。即使律师说的“警官询问未成年人在学校须老师在场，在家须家长在场”也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换句话说，如果民警坚持直接询问这个孩子，校长是很难靠法律阻拦的；而且，放学之后，民警还是可以直接询问孩子的。
说到底，对于未成年人的父母、亲属犯罪，公安机关如何询问，《未成年人保护法》缺少这方面的规定。笔者认为，第一，尽量不直接询问未成年人，而是向监护人了解，或通过监护人间接了解；第二，确实需要向未成年人了解情况，应该在监护人陪伴下进行，办案人员着便装，通过走访、聊天等形式，并注意保密。这些建议应该补充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保护”章节里。现在强调法律人性化，对配偶、父母、子女已经取消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能继续保留这个法律漏洞。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