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两个年轻人在北京王府井发生纠纷，并有寻衅滋事、私藏武器等犯罪嫌疑。据报道，两位当事者一个叫王烁，一个叫王珂。有媒体称，这二位是“京城四少”中的人物。
在百度搜索上，所谓“京城四少”指的是四位与女明星频传绯闻的“富二代”，包括王烁、王珂，还有另外姓汪的。关于这“京城四少”的家世、财富，以及他们分别与内地和港台的多位女明星之间的绯闻，坊间多有传闻。其是非真假，一时难以分说。
一听到“京城四少”的称谓，很容易联想到“战国四公子”、“明末四公子”、“民国四少”之类的历史人物。在我看来，能够被人齐称并列为“四公子”或“四少”之人，必然是在其所处的时代中鼎鼎有名的人。他们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必须是才华横溢，在多方面有所造诣，甚至是有大功绩，干过大事业，足以流芳百世让后人景仰的人。
比如，信陵君窃虎符救赵国，展现出来的是大智大勇；孟尝君能领导一班鸡鸣狗盗之徒干出一番名堂，不提组织能力也得承认他礼贤下士的风度。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这“明末四公子”文采冠绝一时，流传下来的文章，开创的文风，足以让后人学习。在“民国四少”中，红豆馆主溥侗和东北少帅张学良就不说了，那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封疆大吏张镇芳家的少爷张伯驹，哪个不是胸藏锦绣，妙手文章，书画词翰、戏剧音律、文物收藏样样有一套？不少人都知道袁克文反对袁世凯称帝，他的诗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上琼楼最上层”脍炙人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给自己专藏藏品的“一鉴楼”撰写过一幅长联，其上联是：“屈子骚，龙门史，孟德歌，子建赋，杜陵诗，稼轩词，耐庵传，实父曲，千古精灵，都供心赏；”下联是：“敬行镜，攻胥锁，东宫车，永始斝，梁王玺，宛仁钱，秦嘉印，晋卿匣，一囊珍秘，且与身俱。”不要说这对联的工整，只看其中所用的典故，可知他的文化功底是什么水平。
至于说张伯驹，只提一件事：当初，他为了不使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流失海外，竟卖掉自己的大宅子收藏了这幅名画。1956年，张伯驹将包括《游春图》以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唐杜牧的《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等一批稀世珍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如此豪举，不愧“民国四少”之名。
与曾经的翩翩公子们相比，凭着和女明星闹绯闻、攀亲眷出名的“富二代”，如果也称为“京城四少”，实在是浪得虚名。在我看来，生于豪门没有什么错，关键看自己的路怎么走。人们知道有一些“富二代”，小时候就被严格管教，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和训练，年纪不大就在家族企业中独当一面，努力完成着企业传承的使命。这样的人为人低调，虽然品位很高，爱好广泛，但他们决不肯自诩为“少爷”，也拒绝此类称呼。
恰恰是有那么一类“富二代”，他们生来衣食无忧，从小养尊处优，以当“少爷”为荣。然而不争气的是，他们空有一副皮囊，却不学无术，胸无点墨，所擅长的就是开着兰博基尼敞篷跑车追女星。当然，只要女明星们喜欢这一套，那都是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有人拿着父母挣来的钱当炫耀的资本，事事张扬目中无人，真像“衙内”、“阔少”那样胡作非为瞎折腾，不仅让人看不起，而且早晚非把自己折腾惨了。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