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银行债务问题，惠誉最近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这引发了人们太多的猜想。
不可否认，对于惠誉这样曾经为了图利作假而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评级公司来说，给人民币降级的政治性显然大于技术性。而对咱们中国人来说，这种评级机构对中国的降级，远不如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所以，也许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影响中国国内，而是要影响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形象。延迟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步伐，这或许是他们给中国本币降级的部分目的。
这种政治心思也许是存在的，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地方债的问题呢？这是1999年以来，中国首次评级下调，背后凸显的是号称15万亿天量的地方债务。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数目众多，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
中国式债务危机起步于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内外需不振的背景下，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加大投资，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于是地方投融资平台数目急剧增多，形成巨大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中国的经济体制原本是非常适合放债的。政府享有货币发行权，而超发货币又可以用央票进行回收，这就形成了流动性的良性供应。在这种机制之下，债务问题通常难以得到显现，特别是在经济顺风时期。然而，恰恰也是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债务不知不觉中呈现出一种爆炸性的增长。
其中的思路或许是这样的：在拥有流动性支援的情况下，盈利往往不是地方政府项目考虑的重点，这就造成了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难以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这种收不抵支的状态进而演化成了地方债务的积压。另外，银行系统信息不对称也加剧了地方债务的累加。地方政府及其组建的投融资平台80%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但在信息获取方面，银行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通常意义上，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等级等同于地方政府信用，但银行难以真实评估项目的现金流状态和未来的运营情况。
这两点背后又是拥有铸币权的政府“绝对不会破产”的前提，于是地方政府债务越过了审核机构得以加速获批，在经济顺风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这种扩张并非良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地方债务的还款无法指望这些债务建立起来的产业本身。
严重的是，相比债务的高速膨胀，地方债的高危险性往往体现在账目数量之外。
地方政府在过去高速发展的数年间，一直有多头融资、银行多头授信的不规范行为。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成立多个融资平台同时向银行借款，使得银行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及担保状况难以把握，这就导致了贷款管理较为混乱、风险较难精确计算等问题。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债务问题上多头管理的处事风格更容易加重局面的混乱。虽然财政部代发的地方债仍然处于逐渐铺开的阶段，但在实际操作运行中，已经出现了多个部门管理的现象。这种多头管理的情况使得地方债的规模和结构难以统一，资金偿还和风险控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大趋势下，地方债务问题逐渐成为一笔糊涂账，这种多级分管、多头融资的融资特点，更成为一种类似于黑箱的状态——没有人知道地方债务已经膨胀到什么程度。在地方政府习以为常的“报喜不报忧”状态下，更没有人知道债务风险已经累加到何种地步。
这些地方债务在顺风时期一般难以被发现，但是近年来经济减速，中国式债务危机已经在多个地方呈现出爆发的趋势。如果一旦这种趋势成为现实，那么以鄂尔多斯、温州等地产崩盘为特征的地区则很有可能成为第一号地方债务危机的“试验田”。
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过于单一——土地财政，而土地财政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对地方债务危机推波助澜的关键性因素。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由于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放出了巨额贷款，一旦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中国式次贷危机”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届时土地价格也会紧跟着下降。房地产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这种危机的发生将会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债务状况雪上加霜，进而引发地方债务危机。
所以，尽管从全局来看中国不存在债务危机风险，然而对于局部地方区域却不乏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一旦债务危机演变为现实，在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下，危机很可能得到进一步地加速和扩大，这才是我们应该防范的问题。
中国现阶段应对债务危机的方式，是大规模的货币超发，将显性负债消化为全民负担的隐性负债。但无论负债由什么方式体现，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公众权益受到损害。负债源于投资，而投资源于过去所遵循的发展模式。
中国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以往的发展模式。虽然我们一直都说现阶段难以实现消费拉动经济，然而在经济模式上，却不妨将眼光放长远一些——中国可以用十年的时间进行增长模式的转型。这个过程必然痛苦，不过对于可望未来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国家来说，却又是必须经历的过程。（许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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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