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平：中国的农民要富，出路在新型城镇化

    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城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快速城镇化的结果。城镇化也让我国迅速从贫困走向富裕。中国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奇迹是农民工创造的。

    表面上看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从深层次看，人口的转移和集居导致了农民向市民、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农村向城镇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这种转型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通过产业升级和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了经济系统的效率和效益，促进了社会文明改进与发展。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中国城镇化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是上半场，是快速城镇化阶段。这个阶段，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我国成为世界上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特别是自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2000万人，年均城镇化水平提高近1.5个百分点。2012年，按从业六个月口径，我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7亿人。我国转移农村劳动力超过2.6亿人。

    而从现在开始至城镇化完成，是深度城镇化阶段。按照中央的提法未来是新型城镇化阶段。主要原因是这个阶段的城镇化不以片面追求速度为特征的，而是把追求城镇化的质量放在第一位。城镇化上半场强调速度，下半场强调内涵。据测算，我国要完成城镇化，达到一般发达国家城镇化70-80%水平线，也就是理论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这个阶段还有大约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已转移的农村人口还需要市民化（目前按户籍口径，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5%水平）。所以，接下来城镇化是吃工夫的深度城镇化，包括已转移的和即将转移的5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要市民化，这就需要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交通、市政等方面通盘考虑，要创造就业机会、克服用地矛盾、扩展城镇的容纳能力以及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和城镇新贫民。

    我国城镇化远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大力发展。当前我国由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正在紧锣密鼓制定中，各地方政府也都积极行动起来，因地制宜尝试各种城镇化举措。社会上也在热议各种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方案，比如有人主张城镇化是个市场化行为，政府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拔苗助长；有人主张全国不能搞“一刀切”，沿海城镇和内地城镇要区别对待，特大、大型、中型、小型城市以及镇也不能一个模式，条件好的地区可先行先试；还有人主张新型城镇化要走集约道路，不能摊大饼，更不能造鬼城，要重视城镇化质量和内涵等等。

    新型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必须服从经济发展的大目标。也就是说，不能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城镇化要为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转型、人的全面发展等提供支撑。

    一是要为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增加动力。

    城镇化是通过改进整个经济系统效率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无论追求速度的上半场还是追求质量的下半场，提效率、促增长，这是贯穿城镇化整个过程始终的。新型城镇化必须首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城镇化。

    据有关测算，未来新型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新型城镇化将是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利器，从而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投资和消费失衡局面（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3倍）。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能够力保我国经济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20年！

    而我国面临的现实是，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长期增长潜力因素如人口红利、外贸外资红利、政策和体制红利等很多都得到快速释放，而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硬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全球经济紧缩长期化等，我国经济未来或进入中速增长时代。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亚历山大，各种潜力因素、积极因素需要进一步挖掘，而城镇化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面临的为数不多的重大发展机会之一。

    新型城镇化方案首先是城镇经济增长方案、创造就业方案。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有活干才能有饭吃，农民工不仅转移得出来，还能呆得下去。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加大城镇的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城镇接纳能力。其次要培养城镇的企业家精神。当下，我国许多城镇以工业为主，城镇竞争力决定了其生存发展能力。企业家精神是应对城市衰败、走向繁荣之路的最好武器。新型城镇化必须营造一种有利于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城镇文化。最后，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小型企业是城市再生的另外一个源泉，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来源。我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也是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即便在大型企业占支配地位，小企业因为其超强吸纳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二是要为经济结构持续改进创造条件。

    城镇化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型。伴随城镇化，多年来我国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比重越来越低，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比例越来越高，经济结构得到持续改善。这是大结构，这里还有一个亚结构问题。这就是，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很大，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国不是世界制造业强国，主要原因是我国制造业都是低端制造业。我国制造业未来要发展，不仅规模要继续做大，还需要向高端制造业升级转移。这样，我国的劳动力也需要做相应的转移。

    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种雁行劳动力升级转移模式：城镇现居民和先期转移农民工升级到高端制造和服务业，留下中低端制造和服务业劳动力空缺由新转移的农民工补充，而留守农村的农民工通过农业现代化减员增效。

    这就形成动态梯队转移态势，就像雁行阵列一样。只有这样的城镇化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良性推进的城镇化。如果高端不发展，仅仅低端转移，只能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腾不出就业机会，不能吸纳新转移的农民工。所谓的城镇化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推进新型城镇化，我们必须大力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促成我国劳动力从低到高梯形转移态势形成。

    三是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契机。

    新型城镇化根本上是人的城镇化，所以要体现“以人为本”精神。

    首先要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农民工进城，吃饭的本领已不是种地技能，而是炒菜、砌砖等本事。先期进城的农民工成为师傅，引领乡邻进城，通过传帮带后期进城的农民工徒弟，完成了劳动技能转换。新型城镇化还要求一部分农民工转移为设计、营销、管理等高端人才，也有少部分转移为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其次要大力提高劳动者收入。传统农业效率和产出不及工业和服务业，低端制造价值不及高端制造价值，技能转换和升级，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提高了，农民工报酬必须相应提高。

    最后要避免形成贫民阶层。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却没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没有取得城市户籍。他们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而失业，种地技能丢了，加上各种社会保障不齐全，原来的经济基础又比较差，重新陷入贫困。农村里留下数千万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本身就有困难，如果再遇上自然灾害、疾病，也会重新陷入贫困。城镇化从总体上来看有利于减轻贫困。但城镇化的发展如果推进方式不恰当，某些方面会加重局部贫困现象。

    实际上，农民不富，中国就富不了。而农民要富，出路在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通过人的素质提高而逐渐创富，关键在劳动力素质提高。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政府需要在培训、就业指导、劳动保护、收入保障等方面，为农民工素质提高创造有利条件。（朱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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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