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财经》年会上表示，缩小收入差距必须让权力不能支配那么多的资源，而这是税收体制改革力所不及的，要靠整个体制改革。对于凭权力发财的人，要给予严厉的惩罚。(11月30日北京日报)
一向以敢言著称的吴敬琏先生持续了其直说不讳的风格，言论直指权力和体制改革，对此等敢言风范，自然是值得后辈学习。不过对于吴先生在发言中的两个论点，个人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补充和思考。
吴先生说“对于凭权力发财的人，要给予严厉的惩罚”，显然，此言直指当下明里暗里各种以权谋私的社会乱象。以权开道，靠权发财，这是在任何时候都是被社会痛斥的行为，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概莫能外。严惩“凭权力发财”之辈，这也是统治者历来奉行的治理法则，在今天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乃是因为在现代民主大流行的背景下，凭权发财应是很难入流的事。所以更大的反思还在于，为什么凭权力可以发财？
关于这一点，吴先生显然是有答案的，在谈到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时，他认为必须让权力不能支配那么多资源。很显然，财富之所以伴随权力而积聚，正在于权力有支配资源的能力。权力的存在价值正在于其能支配资源，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组合，创造最大的社会公益。如此看来，问题又不在于权力能支配资源的品性上，最后的问题根源将集中权力支配资源是否规范上。
也就是说，权力之所以能发财，乃在于权力运行缺乏规范。这里的不规范不仅是指权力运作过程中盛行暗箱操作，还在于缺乏监督力量规范权力的运行。从这一点讲，与其大呼对凭权力发财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不如在制度上进行规范，将权力关进笼子。
对凭权力发财的人进行惩罚，虽然能让作恶者得到法律的严惩，实现正义的回归。但这毕竟是事后惩戒，这样的正义回归，是建立在社会资源的虚耗上，甚至是长期的正义和秩序缺位的代价，这将对社会的发展背负沉重的发展代价。而如果在制度上建立强大而有力的规范，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潜规则无处遁形，社会正当秩序顺畅运行，这本身就是对社会资源的盘活，是对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把以权谋私者狠狠地揪出来，如果真的算是一种成绩的话，那也只能归类为消极贡献。
所以就此而言，对凭权力发财的人，施以严惩，只能说是制度阙失下的良策，对权力的管控才更值得期待，对权力管控也不是要限制或缩小其支配资源的能力，而在于规范。只有权力规范运行了，凭权力发财那就是妄想。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