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头2个月，全国消费增速突然放缓。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专家陈新年指出，像集团消费，实际上就是公款。限额以上企业可以理解为高档餐饮店。一般消费增速都是相对平稳的，现在增速下来，特别是高档餐饮消费负增长，说明公款吃喝下来了，影响了整体消费。（3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作为三驾马车的消费增速突然减缓，引起了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的关注。发改委的担忧很有道理，中央限酒令很可能成为压垮白酒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白酒行业是个怪异的行业。以2012年1153万千升的产量统计，如果一瓶白酒500毫升，那么这些酒全部被消费掉，则需要全国每个成年男性以六天一瓶的速度喝一年——也就是每人每年需喝掉近58瓶白酒才行。按照中国酿酒产业“十二五”规划，原本预计到2015年才能达到的960万千升的白酒产量，在“十二五”开局年的2011年，产量就高达1025.6万千升，同比增长30.70%。
就算是这样了，白酒产业还是要准备高速生产，这才是怪异所在。从“十二五”初始，便争先恐后地出台了规模庞大的产能规划。根据这些规划预算，到“十二五”末，大部分酒企的销售目标都翻倍增长。
是这些酒厂都疯了么？还是酒厂压根都不懂？哪怕是个小学生，看到一整年白酒产量需全国每人喝58瓶，也知道该收收手了——再生产下去，是要把全国人民都喝醉么？
对于白酒行业连续6年左右的景气高涨的状态，业内过去一直以来较为公认的解释有三：一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二是人民收入普遍提高带来的酒类消费升级；三是政商社交活动的大幅增加推动中高端白酒的消费。尽管上述观点正确，但事实上却仍然无法成为左右白酒行业完全不顾及市场消费能力扩张产能的关键因素。
这种爆发性的增长模式，与当年潘石屹形容地产开发商的一句话不谋而合——“死掉的开发商都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恰恰一语道出了包括白酒在内很多中国行业的通病——地产如是、光伏如是，白酒亦如是。
又与很多产业的无序扩张相同，白酒业产能急速提升的背后同样是将白酒作为地方财政支柱的政府成了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在GDP、税收和就业增长的三重压力下，地方政府成为白酒行业增长的最大推手。四川、贵州等传统酒业大省纷纷将白酒列为“十二五”规划重中之重。诸如“五粮液机场”、“茅台机场”等极富争议的现象可能也就只能在中国出现，其背后就是地方政府为了白酒行业发展加码所付出的“努力”。
高端白酒企业一直都是地方的纳税大户，除了自身业绩本身的高速增长压力外，也通常还肩负着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任务。五粮液所在的四川宜宾生产总值早就迈入四川千亿元城市俱乐部门槛，其中一半来自五粮液的销售贡献。
只是地方政府普遍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国家层面对于白酒消费的政策方向早已经转向。国家在2005年就取消了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批，更是在2011年起实施将白酒生产线、酒精生产线列入限制类目录。
但是在地方政府看来，当时这种政策性的门槛设置，却成为了手中现有的白酒企业进一步做大的关键。这是很关键的地方，给白酒行业极度不良风气。制造业不景气、不少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只有白酒行业还依然风风火火，甚至引来大批资本闻风而来，我国白酒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逐年增加。部分资本追求短、平、快的收益，与白酒需要厚重历史底蕴和长时间酿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缺少消费基础的盲目扩张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在过去几年间，已经有足够证据看到白酒已经进入有价无市的上涨末期，大量白酒被积压在下游经销商手中已经难以腾挪。2012年初就有人预计，社会囤积茅台约2万吨。数字虽然不确切，但是积压存货确实存在。而今年开始各地经销商不得不开始对名牌白酒进行低价甩货，而且是愈快愈好，谁都担心最后一张烂牌会握到自己手里。
白酒神话的覆灭再度印证了中国在缺少长远经济规划之下的产业悲剧。这种悲剧的可怕之处在于其绝不仅仅潜藏于光伏、白酒等少数行业。在中国，任何带有明显地方支柱色彩的企业，都多少带有泡沫的潜质。类似于白酒这样的行业，只要一出问题，那么过去过剩30%的产能，按照每年1%的修复速度，整个产业的恢复估计都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不论这个预言是否实现，白酒和光伏已经开始为狂欢之后的烂摊子头痛，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在中国产业扩张第一个黄金期结束之后，还会有多少其他的产业相继落入过剩的漩涡中。而在未来的又一轮增长中，是否我们又将重复曾经犯过的错误？唯有边走边看了。（许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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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