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对“城乡发展一体化”颇为强调。一般认为，城乡差别源于两类因素：一是外生禀赋条件初始分布的差异，如山水林矿气候历史人文传统等；二是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引起的要素流动。前者大多与自然条件有关，后者与城乡之间要素收益率差异有关。经济市场化之初，资本和劳动因城乡收益率悬殊而出现“人往高处走”的情形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物理学中的势能与势差的关系也可类比，无势差则无势能；同理，无要素收益率的差异就不会有要素流动。而要素流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常态，只有流动才有可能优化资源配置，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知识产权等要素无不如此。
近期，人们在讨论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每天大约有80—100个自然村落从行政地理上消失。对此，文化人类学者感慨乡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社会学者则关注社会流动的价值走向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经济学家多关注其背后的经济基础、制度背景和可能引发的经济结构变迁、“城市病”及土地资源重新配置等问题。其实，多样化文明完全可以并存。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城市化、工业化之后人们会重新发现农耕文明对人类生存的宝贵意义。但值得深入探究的是，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为何毅然决然地选择离乡背井，进入到综合生活质量未必很高的城市？
文明之初，城与市在空间和功能上是各自独立的，城是王权的象征，市是交易的空间。城与市合一，便有了所谓的城市文明。农业品、工业品、现代信息产品，都是人类生产生活之必需，本不应有价值判断上的优劣之分，差别仅仅在于与原始自然的距离远近及人工成分和技术含量的大小。但不知从何时起，本来并无优劣之分的产品却被人们作了纵向分类，分别代表着“落后”与“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量要素得自农业的收入显著少于工商业，而城市因工商业的相对集中，成为人类的文明追求。这一经济上的事实却包含一个严重的悖论——生产要素日益向城市和工商业集中，城市和工商业的稳定与安全反倒越来越依赖于农业的稳定与安全，世界各国不得不对农业采取财政补贴措施。这是市场机制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冲突。
由此可见，城乡一体化发展，远不像通常所以为的那么简单，而是一项重大、深远的战略性安排。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并致力于积极解决“三农”问题，但农业“增产靠化肥、增收靠补贴”的被动局面还是存在。如何破解？根据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设计：一、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应侧重于培育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能力，造就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新农村建设的先进主体，而不是简单的种粮补贴。二、科学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机械化生产和加工手段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率。三、分类进行干部绩效考核，宜工则工，宜农则农，不能用统一的指标考核事实上禀赋条件显著不同的地区，以科学有效的导向机制引导城乡协调共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四、继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入社会资本和企业，引领和推动集约化、生态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经营。五、改革征地制度和土地出让政策，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大土地出让收益中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六、改进城乡要素定价机制和市场交易体系，加快完善城乡基本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平等共享。七、加大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力度，完善农产品分销物流仓储保质体系，实现市场与生产、需求与供给高效联动，减少农户经营行为上始终未能解决的“合成谬误”（如肉贱伤农、菜贱伤农等）。八、全面建立农产品安全标准、管理与监控体系，以品质安全为核心，改善农产品安全供应链。
（作者系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