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曹林:警惕权力和民粹合谋绑架改革

2013年03月01日 07:09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曹林

  放眼当下改革,有两种看得见的阻力,阻碍着改革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行。一种阻力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明摆着的,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贵阶层,他们是旧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其既有的利益都依附于那种权力集中、弊端重重的旧体制,他们当然不愿放弃嘴中的肥肉,不愿放弃专车,不愿公开财产,拔一根毛都不愿意。

  另一种阻力每个人也都能感觉到却不一定愿意承受,就是网络上的民粹主义。这些情绪化、狂热的匿名者以键盘为武器,扛着“反权力反富豪反精英”的大旗,以“劳苦大众”的弱势受害者身份自居,逢权必反,逢富必骂,逢精英必唾弃,逢专家必嘲弄,逢涨价必抵制,不满一切带着强者标签的符号。他们利用多数的优势,匿名的盾牌,“反抗不公”、“杀富济贫”的道德优势,提一些反改革反市场反法治的要求,阻碍市场化的改革努力。

  民粹主义并无恒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有很多表现,有的只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有的是兜售一些极端主义主张,而有的甚至怀念文革,常在网上网下为文革招魂。

  上述两种阻力,分别指向不同的改革价值。权贵阶层主要阻挠的是法治化进程,因为在旧体制中,他们是能够凌驾于法治之上的特权阶层,他们就是从“反法治”中获益的,确立法治至上的地位,就会收回他们的特权,将其关到法律的笼子中,权力的手被绑上,就无法肆无忌惮了——所以,法治是权贵眼中最大的敌人。而民粹主义,则将矛头指向市场,他们固执地认为“自身的弱势地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在于市场,市场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他们是市场的失意者、失利者、失败者——所以,民粹主义将市场当成了敌人。

  这两种阻力虽然可怕,但我觉得,中国改革前行的最大阻力也许并不是其中的某一种,最可怕的阻力、最令人担心的改革倒退在于,这两种阻力可能联合起来互为同盟,结合成一种可怕的“反改革怪兽”。也就是说,改革最大的敌人是权力与民粹的合流。

  什么是权力与民粹的合流?这不是一个臆想出来的概念,而是在现实中已有表现,就是权力阶层与网络民粹主义联合起来去阻碍“法治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权力阶层利用民粹主义的“多数人暴力”,而民粹主义则利用权力阶层手中的决策权,将“民意的道德优势”和“权力的决断优势”结合起来,将反改革的理念变为实践,拖改革的后腿,开历史的倒车。这样结合起来,很有欺骗性,一方面似乎有着“民意支持”的道义正当性,有部分民意的支持,有专家的论证,占领着道德高地;一方面突破正当程序和制度规范,绕过舆论和制度的监督,绕过法律,冠冕堂皇地作恶,理直气壮地拍板。

  某些权力是反法治的,民粹主义是反市场的,而中国改革又朝着“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深化——于是,权力和民粹就从这个方向中找到了共同的“敌人”。其实,民粹并不喜欢权力,因为民粹同样是反腐败、仇恨权力的;权力当然也并不把民粹当朋友,那些资源的垄断者,内心其实瞧不上披着民意外衣的“穷人们”。但他们竟然找到了彼此可以互相利用的价值,于是一拍即合臭味相投:权力把民粹当作“民意的人肉盾牌”,而民粹将权力当作实现“均贫富”的工具,于是一种叫“权力民粹主义”的怪兽横空出世。这种怪兽,公众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之前,这种怪兽在中国制造了至今让人不堪回首的灾难。

  一些不合市场不合法治方向的政策和决策,打着民意的旗号招摇过市,名为“为了民众”,实际是权力自肥。这些决策,往往带着“劫富”的特色,把矛头指向市场和富人。可这些“劫”到的“富”,并不是用于“济贫”,而是落到了权力的腰包里。民粹不过是权力实现“反法治”的工具,是权力绕过法治的堂皇借口——而民粹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得到的不是正义、公平和财富,而仅仅是一种“报复市场”、“修理富人”的渲泄感。

  其实,如果只存在权力的阻碍,倒不怕,虽然这个怪兽很强大,但在滔滔改革洪流下,民权日益彰显,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公然作恶的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单纯是民粹,也不是大患,它只是一种“多数人暴力”的舆论声浪,虽强大,虽然能绑架舆论和政府,却没有直接的行动能力,也会受到理性声音的约束。最可怕的是两者合流,民粹成为权力反改革的肉盾,权力成为民粹的牙齿,加上一些无良专家的论证,妖孽们便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我们要驯服权力,要警惕民粹,更要警惕权力和民粹狼狈为奸绑架改革。

(责任编辑: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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