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亚洲成为了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诚然，在后次贷危机时代，亚洲的确更多地承担了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责任——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超过5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铺陈在亚洲面前的是一条坦途。就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关于亚洲经济地位的演讲后半段所示，亚洲经济面临的困难依然非常严峻。
全球正视亚洲的经济地位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然而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走势来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的天平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向东倾斜。
上世纪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腾飞之后，中国在70年代未，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变革，促进了各自经济的起飞，为东亚乃至亚洲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拉动效应”。在1997至2007年的10年里，亚洲国家和地区克服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跃居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区。
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体正在经历一个不同速度的恢复过程，尤其亚洲新兴经济体，更是一枝独秀。在最困难的时候，美国GDP衰退2%以上，欧洲衰退4%以上，但印度增长7%以上，中国增长8%以上。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十分明显。
这种亚洲经济上的崛起，已促使世界经济格局重新分化，逐步形成了欧、美、亚三足鼎立的局面。亚洲目前在全球贸易总额中占三分之一。美欧这些先进的工业国无不竞相调整其对外经济政策，将重心移向亚洲。以现在来看，美国开始大力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这个高傲的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已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它与亚洲的贸易总额已占美全球贸易总额的四成以上，在亚洲的直接投资更是高达千亿美元，远远超过西欧。欧洲国家也不断提出欧盟应当“向东看”，多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
我们要提出来的是，以上这些优势仅仅是亚洲经济的冰山一角。亚洲经济并不是铁板一块，从过去数百年大西洋两岸曾经发生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一样，要想真正实现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洲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亚洲经济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一点是好的。从次贷危机之后的全球贸易情况来看，当时的亚洲在危机的影响下，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贸易逆差，其中尤以2009年的中国为甚。当时，中国一般贸易逆差水平的快速增加，清晰地显示出中国经济复苏的程度要快于全球，内需的增长超过了外需的增长。在中国的带动下，整个亚洲的贸易量逆势增长，体现在统计数据上也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世界经济的重心转移，仅靠亚洲这种自我修复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亚洲暂时还不具备作为经济领袖的技术基础。从目前来看，当前全球主打的未来型技术，比如新能源领域、生物科技领域等等，重心还都在亚洲之外。如果把日本算进来，亚洲地区会有一定好的表现，但过去的经验证明，日本技术的扩散和转移性并不强。这也就意味着，以中国、印度、东南亚等劳动力输出为主的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依然扮演为西方国家打工的角色。打工仔可以富裕，然而却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从这一点来看，全球经济中心是否能够真正地东移，其关键是看这个地区在全球技术领域内能否占据引领地位。
近年以来，尽管亚洲仍然处于一荣俱荣的状态，然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就南海问题的纷争却从未断绝。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本身还不够发达，无法与东南亚国家形成产业落差，也就无法产生互补性。目前，整个亚洲仍然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下游，甚至是全部同时处于这种中下游的位置，各国之间的产业竞争大于合作，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真正成为亚洲地区的领导国，至少难以使东南亚诸国心服口服。这使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判断：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亚洲很难形成如欧洲般统一的市场。亚洲难以融为一体，这与亚洲国家在全球产业链的定位息息相关。
几年前，中国政府曾开展意在打通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北部湾战略。然而，就是因为中国在技术领域一直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落差，导致中国与东南亚仍旧保持了一种两条平行线，各自发展、各自谋生的尴尬关系，北部湾战略也只能就此进入搁置状态。
总的来看，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话来概括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亚洲整体的发展现状。如果套用一句用烂的老话，那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习近平主席对于亚洲发展的三点期望——勇于创新、维持区域和平、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概括地指出了目前亚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中国所要肩负的国际责任更加巨大。除了是维持地方稳定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自身的创新发展，更肩负着重置亚洲局势多极化的重任。亚洲崛起，需要一个真正的亚洲大国，以居高临下的技术优势，重新将亚洲各个国家聚拢，这其中，便是留给中国的位置。（许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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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