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天前，河南郑州市中州大道的高架桥下，民工刘红卫意外死去。现在，中州大道已全线禁止民工住宿。在部分路段，有关部门还设了花盆和铁栅栏以防民工落脚。记者采访获悉，有关部门为民工准备了安置点，可提供基本的住宿和避寒需要，但民工并不领情。他们表示，自己并非无家可归，而是高架桥附近不分昼夜都有货车要卸货，露宿桥下更易找到活干。
刘红卫之死，余波未了。从各地启动对流浪者的紧急救助，到露宿民工因被驱赶不得不“换场”，经历了这些，公众已很难说清，事态到底是向好还是变坏？原本，高架桥下的那群流浪民工，为了生计，靠打着零工、忍受艰难条件而卑微过活；但如今，他们却不得不远离桥下、搬进安置点，只是他们未必领情……再一次我们确信，若不以当事人的诉求为起点，初衷良善的“帮助”，也可能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社会关心的是民工的生命安全，让他们免于寒冬的刺痛；可对那群民工而言，找到活干或许比“有庇护之所”更重要。某种意义上，这是个根本性矛盾。其实，在“理性人对自己负责”与“社会有义务救助弱者”同为时代价值的语境下，应对露宿民工现象，并不简单。
种种纠结，归结起来也简单，即公职者能否打着“为你好”一类的理由，来替他人做主？可以确知的是，民工露宿打工，至少算不得严重的“对自己不负责任”。在此间的文化传统中，大家更乐于将之归入“吃苦耐劳”一类。当然，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这类行为就可放任不管、无需引导。
民工为打工露宿，乃至有人身亡，职能部门适时介入合情合理，却绝不应摆出“强制”姿态，采取“封锁桥下，逼去安置点”的方式。如果说，刘红卫事件后，郑州意图拯救城市形象，那么决策者先当明白，是畸形的劳务格局、畸高的打工代价而不是露宿民工本身，导致了那起悲剧。且有必要重审，职能机构本就无权要求民工“如何去做”，而只能以专业的就业援助，提供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从而间接引导。
须知，在“工作”与“温饱”之间，露宿民工无疑倾向前者。基于此，任何公共救助方案，都当以不悖逆这一意愿为前提。终究，这是一群劳动者，有别于流浪汉，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有“靠双手赚钱”的更多期待，有更强烈的尊严感……所以，若真正“为他们好”，就该尽可能创造条件，降低他们“劳作换报酬”时的身体损耗成本，而不是剥夺他们打工机会，强迫他们遁入安置点。（相关报道见12月24日《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