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本月共有1264862人参加购车摇号，中签率再创新低，达1：67.2。在大多人屡摇不中时，细心的市民发现从今年5月至11月，“刘雪梅”这个名字连续7个月中签，有人更是戏言若再摇不中不妨改名“刘雪梅”碰碰运气。（11月29日《新京报》）
乍看起来，一个名字连续7个月中签，用元芳的话说，真真是“此事必有蹊跷”。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个“刘雪梅”的个人编码并不相同，换言之，很可能是同名同姓罢了。客观而言，“刘雪梅”这个名字确实很大众化，如同张三李四一样，重合的概率难免很高。但民众之所以觉得“邪乎”，甚至感觉“像打麻将连和7把大和一样”，起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大家对购车摇号极为关注，二是中签信息在“以理服人”方面起码还有罅漏。
刘雪梅成了“摇号帝”，这个揶揄大于事实的说法，令人不禁想起此前全国各地被起底的“听证帝”。从长沙的周正良、石爱伟到成都的胡丽天，他们都曾是舆论口中的“听证帝”——以小概率的身份践行着“听证专业户”的角色。有人认为这些“好好先生”已经沦为相关部门“随机”抽样选中的涨价表决机器，与主办方保持“高度一致”。坊间热议之后，制度层面也是一片反思声。出于监督敏感或生活常识，当资源配置中的小概率事件演绎成惊人的“巧合”，必然要经受公众的合理质疑——最为板上钉钉的佐证，是各地保障房配置中“N连号”的丑闻。
购车资格也好、廉租房也罢，都是稀缺的公共资源，那么，在配置的时候，底线的逻辑就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历史又往往证明，越是稀缺的公共资源，越是容易在失衡的配置规则中沦为“唐僧肉”。那么，从概率上说，公众秉持对“摇号帝”等现象的警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种警惕又成为对公权的一种倒逼：既迫使其尽快加速信息公开的进程，又警醒其在实际操作中严防寻租及程序漏洞。
刘雪梅之所以成了“摇号帝”，离不开市民在中不了签后的某种纠结。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的“政策咨询”栏目内，曾有多位市民提到“希望换编码”，工但作人员均回复，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申请编码，且不可变更。那么，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变更编码、纾解落选市民的“心结”，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吗？
“摇号帝”一说，无论真假，都寄寓着公众对稀缺资源公平配置的诉求。如何澄清可能的误会、赢得民众对政策的理解，职能部门要做的可能还有很多。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