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即将迎来75周年校庆。人大校长陈雨露表示，人大校庆当天不举办以少数领导和嘉宾为主题、部分师生和校友参加的传统庆典大会；不按行政级别对校友进行排序，不局限于关注少数重点校友；校庆年用于校庆花销全部来自社会捐款，不使用国家预算内经费。截至目前，人大已筹集到2亿多元办学经费，其中将有几百万元用于校庆活动。（9月25日《新京报》）
校庆不仅是一所学校历史成就的回顾盛典，也是其当下精神风貌与办学理念的展示平台。这些年，受社会“官本位”、“向钱看”等思潮的影响，包括一干名校在内的大学校庆活动越来越偏离其以社会贡献、学术成就“论英雄”的轨道，滑向按权力大小、财富多寡“排座次”的歧途，沦为某些人斗富比贵的狂欢派对。这种做法既是对大学精神的背离，更暗喻着社会价值观的崩溃、良心底线的失守。公众对此除了反感恶心，更多的其实是喟叹与无奈。
令人略感宽慰的是，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反潮流”的校庆做法开始显露其“星星之火”的苗头。如果说，南京大学110周年庆典“序长不序爵”，并将“十大杰出校友”的殊荣颁给几位来自基层的“小人物”，彰显了教育对于“长期在基层一线尤其是在艰苦地区默默奉献，在平凡岗位作出不平凡贡献”者的理念认同，那么人大“校庆花销全靠捐赠”的做法则为“校友不按行政级别排序”的实行提供了更为牢靠的经济“底气”。
事实上，在严格实行教授治校的西方现代大学，校政当局尤其是校长最重要的职责不在于应付上级检查，也不是给师生布置科研任务，而是全力为学校募集经费。且其不仅限于节日庆典等“特殊节点”，而是贯穿办学始终，涉及校用开支的方方面面。很难想像，没有司徒雷登校长的数度赴美募款筹钱，怎么可能有美丽的燕园，顾颉刚、钱穆等大师的聚汇，以及燕京大学一时之繁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学募款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其办学独立性的多寡。拥有超强社会募款能力的大学，即便是公办、国立的，也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自身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校庆时“序长不序爵”的魄力，更反映在平日里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只有具备了较强的“自我造血”功能，高校才能免受所在地政府的掣肘，避免说出“地方政府出了钱，招生时不得不有所倾斜”这样没骨气的话。
从个性敢言校长的涌现，到自主招生名额的扩大，再到学校尝试自主募款……尽管都是些操作层面的技术性改进，尽管“吃螃蟹者”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压力比较大”，甚至遭遇种种非议，但因其路径选择的正确，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变的积累一定会带来质变的革新。毕竟，高等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完善的体制模式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点滴改进都是朝前挪出的艰难却关键的一步。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