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任科员黄庆玖，在乡镇基层干了一二十年，工资低，升职无望直至无欲，以养老心态活在官场。一方面，他主动放弃乡人大副主席的实职而选择到县城里谋个清闲职位；另一方面，他又承包了200多亩农田，成为了一名带职的“种田大户”。
在传统中国的观念里，向来有“大隐隐于朝”一说，意指明面上在朝做着官，内心深处却保持着归隐的姿态，比如王维。但请注意，这里指的仅仅是传统中国，并不适用于强调公务员必须“尽忠职守，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的现代社会。因此，无论工资低、孩子小、升职无望等“客观现实”为黄庆玖赚取了多少舆论同情，但法不容情，就像有专家所言，带职种田“等于拿着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纳税人能同意吗?”
不过，也应该看到，像黄庆玖这样“带职种田”的情况在官场并不鲜见，公职人员在外经商搞副业、写诗当作家甚至成为一种“潮流”。有些人尽管每天按时到岗，但上班时间打游戏、“偷菜”，亦不啻为另一种形式的“带职种田”。如果说一两名公职人员“不务正业”尚可归咎于个人品行，那么当“带职种田”在官场成为一种现象，我们就必须从制度层面加以反思：是什么令公职人员有大把的时间经商、种田、“偷菜”？答案显然是冗员太多。
冗官冗员历来是官场的一大顽疾，特别是近些年，出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维持社会稳定等因素的考虑，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公务员“扩招”情况。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国公务员总数为689.4万人，这还没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官民比”远远高于历朝历代。可以说，正是公务员的过度“扩招”造成了当前政府机构的臃肿、冗员数量的泛滥，进而催生出官员“带职种田”等一系列官场怪现状。
多年来，一直有人建议“高薪养廉”，但“带职种田”一事提醒我们，在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冗官冗员、机构臃肿的问题前，轻率地实行“高薪养廉”政策，不仅会大大加重财政负担、加剧民众的赋税痛苦感，而且还可能诱发更为严重的腐败，有几个是专业对口的人才？其所占之“坑”难道无人可以代替？
根据报道，黄庆玖已经决定不再种田，“今年投入的几万块钱，算是借给别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给我一点利息就可以了。”但显然，这种“退耕”只是个例，更多的“黄庆玖”依然拿着纳税人的钱，办着自己的事，而这难道不是另一种“铺张浪费”吗？在中央大力整顿官场纲纪的当口，我们有必要追问：还有多少公务员在“带职种田”？我们的招人、选人、用人、管人机制还需要哪些改进才能杜绝这种现象？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