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在市民政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由于银河革命公墓出现墓地资源枯竭现象，广州将建第二“银河公墓”。此消息一出，立马将广州市民政局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诸多专家建议与其耗巨资再建第二个“银河革命公墓”，不如更新观念，取消特权，建造一个不分官民等级、人人平等的“广州市福山树葬公墓”。（5月9日《小康》）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政府修建烈士公墓用以安葬为国捐躯者和革命军人有其必须性，亦为民意所服，那么和平建设年代，再耗费大量公帑修建专门埋葬干部及公务人员的墓地，不仅有悖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人死而平等”的朴素价值观，有扩张特权的嫌疑，而且也不利于海葬、树葬、壁葬等生态殡葬模式在民众中间的推广。因此，这样的公墓，不，应该叫“官墓”不修也罢。
中国人向来信奉“死去元知万事空”，认为死是最公平的，无论身前多么显赫，“阎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党员干部才能埋”的官墓却硬是将这种“终极平等”也划分出三六九等，难怪人们抱怨：“人活着有层次之分，没想到将来死了也要按官论葬”。当发达国家的国民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时，我们的民众却只能旁观“从摇篮到坟墓”的特权——吃的是特供食品，病了有专门病房；活着的时候多占房子，死了还要独享坟墓，这到底是为民服务还是为官服务？这样的墓地究竟是“民生项目”，还是“官生项目”？
这些年，各地政府一直力推殡葬改革，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政府公信力的羸弱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其实，历史上我们并不乏殡葬改革的成功案例。建国初期，中央政府所推行的殡葬改革运动不仅成功改变了国人承袭千年的土葬传统，代之以更加科学、环保的火葬模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封建时代讲究看风水、摆路祭、打幡摔盆等迷信观念和铺张行为。这其中，官员的带头作用不容忽视。当初若不是高层集体签字，表示死后遗体火化并切身实践，有些甚至更进一步将骨灰撒向了大海，很难想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培养起来公众的火葬“传统”。
反观当下，不少官员尽管在公开场合竭力呼吁民众转变观念，采取海葬、树葬、壁葬等新型殡葬方式以节约耕地，私底下却为家人大肆操办丧事，为自己修建豪华墓园，甚至独占风水宝地、“革命公墓”。殊不知，这种“独乐乐”的特权做法，不仅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刺激到民众脆弱的道德神经，进而大大阻碍了殡葬改革的推进步伐。
因此，无论是从破除特权还是推进生态殡葬的角度来看，广州市修建第二“银河公墓”的计划都是欠妥当的。但为什么这样一个明显违背“公意”、惹犯众怒的计划还是被提出来并启动实施，相比修建第二“银河公墓”本身，这或许才是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