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业1年后，2010年7月，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的李宇锋进入广东兴宁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工作。然而，当地有人发现，李宇锋的父亲正是兴宁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思中。对此，李思中表示，“兴宁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的工作问题。”（4月14日《南方农村报》）
所谓“不成文的规定”，其实就是“潜规则”。相对来说，不敢把一些规定“成文”，还算有所忌惮，既怕“明规则”动真格，也怕汹汹舆论的评判。不过有所忌惮也是不肯忌惮，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而已。
“潜规则”之所以常常“不成文”，是因为对于相关方来说，这些规定虽然可以获得彼此认可，并被心照不宣地执行，但他们也知道这些“潜规则”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晒在阳光下，所以不能落实到文字上。而且，“不成文”的最大好处就是，即使出了问题，也可以矢口否认，反正没有白纸黑字作凭证。
“不成文的规定”之所以存在，并在某个范围内发挥比“明规则”还强的效力，是因为这样的规定对于各相关方来说，都是有利的，所以他们自然乐得接受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定”，并且互开绿灯，以便“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无论这样的规则是明是暗，是成文还是不成文，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不仅是对当“炮灰”的十几个人而言，更是对所有的公众而言。因为只要这样的“规定”存在，任何人都是利益相关方，都可能成为利益受损者。
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定”被曝光，可能很快就会有人出面否认“规定”的存在，或许还会更进一步，相关人员受到某种形式的处理。但更应关注的是，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定”会不会被废除？在各地，还有多少类似的“不成文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如果总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而不是从制度上杜绝类似现象的存在，真正的公平恐怕很难实现。 （张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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