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地网友“重金邀局长下河”，到“红豆局长”下马，近一段时间，“环保局长”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诚然，环保离不开环保局长，个别不负责任、敷衍公众的环保局长也当被口诛笔伐、接受处分。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目前人事、财政都受制于当地政府的语境下，地方环保部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接受央视采访曾说：环保局是地方政府养的猫，这个猫能不能捉耗子，捉几只耗子，不是环保部门说了算而是由政府说了算；此前也有基层环保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自我调侃说：“领导要给谁‘穿小鞋’，准让他当环保局长。”
这些年，一些地方为发展GDP，把降低环保要求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在接受产业转移中也接受污染，并且寄希望于“先污染后治理”，但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功利和短视，惨重的报应也会到来。近日的一项环境报告指出：当下中国已进入为环境污染付出高额代价的“高成本偿债期”。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而来自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消息则称，因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增长，中国生态环境年“折损”近万亿，但这还是在核算方法不够成熟，以及基础数据不具备的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项没有计算在内条件下而得出的数据。
环境污染加重背后固然有我国农业、工业、城市化进程中关于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矛盾与两难抉择，但一些地方官员畸形的发展观与政绩观，却是加重污染的助推剂。山西省环保局从前曾做过一项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普通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这种“官民有别”的怪味调查结果，并不能说明官员的环保素质低下，也不能说明百姓的环保觉悟普遍高于官员，主要原因还在于，许多地方“GDP出官”的评价机制难以扭转。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近期搜集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他升官的几率是负值。他由此得出的结果为：“绿色官员”升迁难。
几年前，国家提出绿色GDP概念，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等10个省、市相继开始了绿色GDP试点工作，但这种热度昙花一现之后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分析原因，除了绿色GDP评价机制从技术层面上还不够成熟，主要还在于，由于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一旦实施绿色GDP，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缩水，巨大的反差可能让很多地方政府“面上无光”，该政策因而遭到地方的冷执行。
在环保已成困扰中国大课题的当下，只有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评并占有重要分量，让那些以牺牲环境为发展代价的官员得到应有惩戒，让“绿色官员”得到更多的政治待遇与升职机会，治污才会变得简单。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