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高效使用资源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推动中国改革，迫切需要打破垄断，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形成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新思想不断涌现，使经济不断发展,其关键是如何高效使用资源。这就要求我们未来能够改进我们的效率，包括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如何进一步防治污染。中国有很强的发展潜力，经济年增长速度可能在二十年、三十年内继续保持8%，即使是7%，也仍是高增长率。中国还有35%的人口在从事农业，我们需要另一个二十年、三十年，每年创造一千万的就业机会，把他们转移出来安置在其他部门。经济增长的质量、幸福感都很重要，但量化同样重要，因为中国人口众多。
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美国前贸易代表)：中国改革未来面临的两个挑战一个是内部决策过程要更加高效，另一个就是推动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并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当前50%的GDP来自于投资推动，而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这种模式很难持续下去。与之相比，消费只占GDP的35%，这就需要下一代的改革要转向其他方面，实现消费拉动增长。
林毅夫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改革需要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工业革新和结构的转化，中国在逐渐失去过去的人口红利，但我们还有更多的资源，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而在1978年时还不到人均200美元，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消费增长是非常快的，但如果中国实现消费拉动型的增长，也要警惕出现像美国那样的信用危机。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伦敦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中国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必须要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中国的“追赶型经济”已经走到最后阶段，肯定会不断降低劳动生产率。但中国的投资和消费比例不可能一夜间大幅度改变，而社会保障制度和西方相比较为基础，需要花更多时间进行加强。
樊纲：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转瞬之间克服所有问题。中国依然存在就业不足等问题，中国人工资水平低，就是因为中国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可以使用。因此我们的改革要推进到下一个发展阶段，政府就必须要做一些再分配的工作。我们必须同时解决数量问题和质量问题，使得中国的增长质量更高。
改革需要加强民众参与
林毅夫：系统地观察中国改革进程，我们往往能发现，国家决策层制定的政策目标要真正实现，必须要有基层的参与和配合。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听到公民的声音，这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现实，因为我们有网络、微博、短信以及一些社会调查的网站，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来了解人民的愿望和希望，从而改善自己的决策，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向前推进中国发展和变革。
马丁·雅克：我所在的国家英国一直被认为是个善于主张辩论和民主的国家，但是现在在英国，人们参与的真正有意义的辩论是有限的，对正在出现的大变革他们往往无能为力。与之相比，中国人对本国外交政策的辩论，要比英国人对于外交政策的辩论有意思得多;中国社会还在进行关于改革的辩论，规模也非常大。
巴尔舍夫斯基：要想实现经济领域的变革，一般需要完成两件事。一是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并制订一系列的计划;二是政治能力，使既定目标和计划得到良好执行。然而，改革必然会带来一部分人利益或权利的丧失，所以要想在中国社会目前达成一致，变得越来越困难。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迅速走向多元化，使社会利益关系特别复杂多变，人们的诉求特别强烈尖锐并互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利益团体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努力使自己成为各种声音中的最强音。这些原因造成了获取信息的困难，也造成了下一步改革进程中科学决策和有效施政的巨大困难。克服这些困难，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合法有序并且高效的社会沟通机制，鼓励公民参与改革决策。例如设立单一的综合指标，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获得综合指数，作为对地方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从而为政府出台具体的改善民生、发展当地经济的决策做有效参考。
应鼓励国企的竞争对手
林毅夫：最重要的是在市场中实现公平的竞争，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需要有相似的竞争环境，它们都需要获得信贷和其他方面的资源。如果通过不断改革将国企的特权去除的话，无论什么企业都能够实现公平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刚开始时，国企得到了很多政府补贴，现在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国企在国内市场中和国际市场中都非常具有竞争力，所以没有理由再给它们补贴。我们现在需要进行改革，同时还要发展更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去满足农民的需求。
樊纲：现在很多的改革都要求政府削减自己的权力，要国企放弃自己的垄断地位，但他们是决策者和规章制度的制定者，改革就是要改自己，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中国需要有一个远景目标，促进创新、竞争和新的思想。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使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要能够帮助私企、小企业。我们不是要直接改革国企，而是要鼓励国企的竞争对手。
巴尔舍夫斯基：中国的国企垄断现象往往是在增长最快的领域，如电信等领域，外国投资在这些领域往往受到阻碍，所以我们密切关注的就是中国政府如何鼓励行业整合，整合是否有效，外国投资是否被允许介入这样的行业整合，中国的私企是否允许参与。同时，国企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已经确定了一些战略新兴产业，这可能会创造新的大型国企，它们在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中的地位，同样值得关注。
马丁·雅克：我认为国企将继续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国企改革，现在好像国企的发展遇到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来说仍然非常成功。西方一些人现在认为公有企业可能会像官僚机构一样缺乏创新精神，但是中国国企的情况和欧洲国家的这些公有企业并不一样，它们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标准，但完全符合中国的盈利标准。处在这样一个中间点，中国政府显然需要进一步促进国企创新。▲(本文主要来自于《环球时报》与央视联合举办的博鳌论坛2013年年会“中国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分论坛，杨锐主持。)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