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是一个被社会建构的伪命题，其背后隐含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对立式性别价值体系。“剩女”背后的“白发相亲”，则是上一代人对当下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
上月下旬，英国BBC报道了中国“剩女”——她们往往27岁以上，自信、收入高、名牌大学毕业、有房，但嗷嗷待嫁，每个人都有一颗“恨嫁”的心。中国“剩女”似乎走向世界了。但性别比表明，35岁以下的中国待婚者中男性的人数多于女性，上海20岁左右的男性的人数仍多于同龄女性。然而，“剩女”一说为何仍甚嚣尘上？
笔者对此现象有较长期的关注，基于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我有一些发现：
首先，“剩女”是一个被社会建构的伪命题，其背后隐含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对立式性别价值体系。“剩女”话题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也离不开市场化媒体的积极参与。这一话题性感又富有挑衅，容易吸引眼球；它不但推动并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普及，而且巩固了社会对女性进入婚姻的期待和规制。城市“剩女”面临嫁与不嫁、何时出嫁、嫁给谁的问题；处在择偶婚姻链条最底端的广大农村“剩男”，则除了“购买”新娘之外，难以找到结婚对象。
与之相伴的是“白发相亲”，即父母代替子女相亲。在上海，这些父母介于50到70岁之间，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们中七成人曾上山下乡、经历“文革”，而且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从教育水平、职业和住房三个指标来看，他们是上海的中产阶层。上世纪80年代返城潮开始后，这些回城青年开始聚集在公园为自己寻找配偶；20多年以后，当他们的子女进入择偶阶段后，他们又开始为子女相亲。
“白发相亲”又有哪些原因呢？
其一，下乡是知青一代一次陡然的生命转折,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它导致不少知青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正是这种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他们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同时，在回城风潮中，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冲击而破碎，也令他们触目惊心。因此，知青一代的父母辈对子女的择偶问题不可能不管不问，其高度热忱或许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其二，独生子女政策也是推动“白发相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相亲角，绝大多数待婚男女都是独生子女。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刚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很多父母还节衣缩食，或通过理财投资帮子女购买婚房，或准备婚房的首付款，他们所有的努力怎么能在择偶这个事情上停滞呢？正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协同择偶这驾战车上。
其三，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造成知青一代父母，对自己及子女的未来生活充满担忧，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所以力图在婚姻市场上寻求“上迁婚”的可能，试图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为自己和子女的未来获取更加可靠且有保障的人生保险。
可见，相亲演绎的并非“剩男剩女”的戏码，真正的主角是知青一代父母。市场化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国家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性领域的改制，迫使城市居民凡事依靠自己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
一方面，独生子女一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一代”，其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辈们强烈；自我塑造、展现自我和追求个人发展的意愿与动力更强大；同时，他们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异于父辈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技术条件下，他们与那些生活在西方的同龄人相差无几，这是中国新个体主义中体现现代与后现代层面的部分，表现出来的态势是外显的。经济体制变革释放了个体、国企和地方政府被抑制的活力，同时，市场化改革又将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其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城市个体，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50后父母造就了内心追求自我但又包袱沉重、不能完全自我释放的80后子女，80后婚恋的焦虑，其实是代际累积的结果。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