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郑益龙为救人舍生赴义，感动了整座羊城，有人建议为英雄立碑纪念，许多市民还表示愿出资出力。但据昨日报载，记者询问多个政府部门，对方却都称不属其“职权范围”，“英雄立碑没人管”的结果颇让人失望。
这事若一味谴责有关部门推诿、扯皮、不作为，或有失公平。毕竟，这事对哪个部门，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一般官员也拍不了板。倒是前年杭州市出了个徒手救坠楼幼儿的“最美妈妈”，当地有小学生给市领导写信，建议为“最美妈妈”立塑像。书记立马批示首肯，于是公开征集方案，各方踊跃献策，最后由市民投票，确定最佳方案，最终皆大欢喜。
杭州的经验虽可借鉴，但毕竟带有浓郁的“人治”色彩。而市民想立英雄碑，却找不到“话事的”，也给城市的公共管理提出新课题。那就是对一些高规格的公共纪念物的创设，从拟议、报建到建设，是否应在立法上有个明确说法。现行国家和省的有关烈士褒扬及见义勇为奖励条例，对烈士、见义勇为者的精神及物质奖励、亲属生活保障、救助等均有详细规定，但对如何报建烈士纪念设施，却未提及，为此，是修订补充这些法规，还是另行立法，都可探讨。总之，这些公共管理的“空白”应尽快填补，若总让市民在道义上“求助无门”，不仅有损政府形象，也容易挫伤公众情感。
在这个讲“实际”、重物欲的年代，郑益龙为救他人而不惜献出生命，其壮举令人感佩，也激起人们内心最真诚、最崇高的敬意。连日来，人们自发到江边献花燃烛、祈福，可以说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为郑益龙立碑，也表达出人们对英雄的景仰之情，理应得到充分尊重。
或有人说，纪念英雄不一定要刻意追求形式，未必非要立碑塑像，但此说法却是十足的“精神虚无”表现。岁月无情，时光可冲淡一切记忆。即以广州珠江救人为例，仅近10年献身的勇士就达6位之多，但除了郑益龙和牛作涛，其他人，普通市民还有多少记得他们的名字？学习英烈固然都属“精神文明”范畴，但在普通市民眼里，以固化的建筑、纪念物等，祭奠英烈，诸物思人，寄托情思，却也不可或缺。而对一座城市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塑像、纪念碑等，更是城市文化和精神的物像表现，既是凝固的历史，也是城市永久的记忆。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