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拿到了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这意味着，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大同县开始享受“贫困”待遇，获此称号后该县已得到千万元资金资助。（2月25日《新京报》）
16年前的小康县，16年后的贫困县。帽子换来换去，逐利痴心不悔。据说，当年别的县没要小康“荣誉称号”，大同县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运”开始。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但问题是，这种事后诸葛的抱怨，在当年享受了“小康”荣光后，该由谁来为之埋单呢？
去年1月底，湖南新邵县一则“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的条幅引起广泛关注；另一关于“贫困县”的故事则出现在2011年9月，“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公布后，媒体发现，百强县(市)有17个国家级贫困县……近两年，国家贫困县的种种乱象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真贫困，当然得扶持；但如果躺在贫困的席梦思上，迟迟不肯醒来，这只能证明扶贫的制度出了BUG。
一方面是“贫困福利”令人眼馋，譬如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扶贫的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49.3亿元。此前的十年中，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043.8亿元，其中投向贫困县1457.2亿元，占到总投入的71.3%，县均1.36亿元。但另一方面，又是贫困评定机制一直没有理性转身。譬如主要参考指标是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人均纯收入、当地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等，但后两者直接是“地方提供”，弄虚作假并不困难；又譬如贫困本来是个动态的概念，但很多名单确定后十几年不变，也没有退出机制及时“清场”，扶贫政策不成为唐僧肉才怪。
大同的例子，堪为考量地方政绩观的标本。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那么，几个问题接踵而至——据说当年大同县为了入选小康，“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这种翻云覆雨的“本领”，今安在？又据说此后的历任领导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内指标下降，“硬着头皮一年年加上去”，这种“加法”有没有问题？今日重新归于贫困县，究竟是“争取”来的、还是“按规”来的？
小康返贫也是“致富捷径”？贫困县界定上的乱象，表面指向一些具体机制。更深层的，还在于二次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在于财税政策如何更好地雪中送炭。这令人想起民政部社会救助司有关负责人24日的说法，从去年上半年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来看，尽管低保工作成效显著，但一些地方仍存在“错保”“漏保”“骗保”等问题，全国错保率约为4％。低保或贫困认定混乱，恐怕与收入分配失衡一样值得关切，事关底层群众的冷暖炎凉，而改革的东风，也当及时吹及这些领域。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