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就在全球各大经济体纷纷宣布新一轮量化宽松的时候，有媒体称中国货币超发现象也很严重，去年中国新增货币量接近全球的一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有关中国货币超发的问题连日来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M2（广义货币）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1/4，是美国的1.5倍。尤其是M2与GDP的比例高达188%，创下历史新高，而同期美国M2与GDP的比例为63%，仅为中国的1/3。二者间较大的差距，使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然货币严重超发，这也成为了一些媒体把“全球最大印钞机”的高帽送给中国的最主要依据。（人民日报2月6日）
“中国成最大印钞机”何以太离谱，先看看专家怎么说。赵锡军认为，即使中国目前的发钞量比较大，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简单地作出中国货币超发严重的判断，只能说合理的发钞应该同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相适应，比如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再次增量发行就是一种过度发行。鲁政委看来，中国M2与GDP比值较高由来已久。造成这一比例较高的原因，一方面与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相关，以往很多非市场交易的产品开始进入市场，自然需要更多的货币；另一方面是与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相关，社会融资结构中大部分的融资来自银行，M2必然很高。周小川认为，由于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要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中国是否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不能想当然。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G)为7.8%，广义货币(M2)为13.8%，运用中国新剑桥方程MV=G计算，可知宏观货币流数(V)为0.565。运用费雪交易方程式MV=PT=GDP计算，即97.42万亿元乘以0.565可以得出2012年GDP交易总量为55.063万亿元。这个GDP交易总量与去年年末GDP总量51.93万亿元相差仅为3.133万亿元。这个数再减去广义货币97.42万亿元乘以2%的物价上涨（1.9484万亿元），我们最后可以知道这个GDP交易总量与去年年末GDP总量真正相差仅为1.1846万亿元。实际上，如果2012年以标准物价上涨幅度为3.21597%计算，这个GDP交易总量与去年年末GDP总量真正相差为零。由此来看，2012年中国货币规模超发已经控制在科学、适当甚至是最佳水平。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消费增长、低储蓄增长以及低资本产出”特征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权威数据，运用中国新剑桥货币方程式M=FQd=FpQ（M为广义货币增长， Qd为资本产出系数，Fp为央行存款准备金比例，Q为通货量，F为通货系数）精密计算，可知我国通货量（Q）为0.69，通货水平（F）为11.3%，资本产出系数（Qd）为1.2212389。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资本产出效率很低，仅为1.22；二是现金通货水平很高，达到11.3%。另外整个银行存款货币通货量也很低，仅为0.69。由此可见，正是资本产出效率低和现金通货水平高这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中国这种货币超发以及失控。运用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G=S/Qd测算，2012年国民储蓄增长率很低，仅为9.52566%，以货币计算为4.946675万亿元；宏观消费增长仅为5.3799%，以货币计算为2.59185万亿元。正是这种低消费增长以及低国民储蓄增长制约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常实现。中国要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国民储蓄率要保持在较高水平。这是历史经验与科学实证结果。这里必须指出，国民储蓄增长率不能等同于国民储蓄率。据央行统计，2012年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0万亿元。这个数字很惊人。如果用这个数字作为国民储蓄率计算，中国储蓄率竟然高达77%。显然，这个统计口径存在不少问题，有不少法人存款当作居民存款，实际上目前中国居民存款储蓄率没有这么高。我们以14亿人口，人均1,7万元存款计算，可知中国目前国民存款储蓄总额约23.8万亿元。这个数减去2012年国民储蓄增长4.946675万亿元， 2011年应为18.85万亿元。综合以上数据可得出2012年中国储蓄率为45.83%。也就是说，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实现7.8%以上就必须保证国民储蓄率在45.83%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中国国民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有人不知此种情况，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必须降下来，和国际靠拢。实际上这是一知半解的看法，可见他们不知中国经济增长发展规律以及货币增长规律。
对此，专家认为，表面上看，用中美数据作对比，这个结论貌似有一些道理。但若要从理论层面去分析，或做更大范围的国际比较，这个判断下得多少有些草率。尤其是仅以M2数量庞大及与GDP比值偏高就“确诊”中国货币超发，显得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这种论证没有考虑各国货币供应统计口径差异、融资结构区别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等因素。
如何治理货币超发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要对症下药。首先我们要在提高储蓄转化投资效率下功夫。以23.8万亿元的国民储蓄总额计算，要转化近5万亿的投资，只需21%的转化水平就能实现。这应该不是很难的事。只有有效提高货币的流动效率，才能真正实现减少货币超发现象。其次，由于我们国家的资本产出效率过低，技术含量不足，这是导致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该不断提高资本产出效率以及劳动就业效率，大力节省成本，努力扭转货币投入过多、过大导致粗放式发展势头。再次，提振内需，扩大消费，要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理顺国民收入消费以及储蓄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三低一高”不正常、不健康现象，即“低消费增长、低储蓄增长以及低资本产出”和“高居民储蓄”。
从货币超发现象深刻揭示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目前这种经济发展矛盾十分突出，这要求我们继续深化各种改革，在产业升级以及重大结构调整的同时，不断加大收入、投资、消费、分配结构调整力度，只有积极有效化解各种金融风险，才能真正降低和克服货币超发现象。
（责任编辑：周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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